打工謹防“你的甲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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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不少年輕務工者開始進入就業市場，也有不少學生選擇勤工儉學，盡早積累工作經驗，尤其是農村家庭出身的學生，更期望能靠自己的勞動掙得一些收入，減輕父母務工的負擔。

　　然而，招聘方的協議“陷阱”對缺乏社會經驗的年輕打工者而言防不勝防，協議主體甚至可能并不存在。律師提醒，在簽署協議前應做好基本的背景調查，對收取押金、保證金、暫扣證件的兼職工作堅決說“不”。

　　20歲的謝良老家在湖北省黃石市陽新縣，兩年前就有在廣東小電子廠務工的經驗。然而，今年暑期，他還是被一份工作坑了，入職第一天，他就選擇了離職，繳納的所謂“崗位預訂金”也打了水漂。

　　簽完協議卻不知道主體不存在

　　6月17日，謝良在招聘軟件上看到一則教育機構發布的兼職招聘信息，上面寫著暑假助教老師每小時150元。此前，他的打工經歷大多是快餐店小時工、工廠流水線計件工等體力活，這次他嘗試教育行業，想為以后正式工作積累更多實用經驗。

　　經過兩次面試，謝良和4位同伴均應聘成功，并簽訂了“兼職老師協議書（市外）”。令人沒想到的是，在7月10日入職第一天，謝良就選擇了離職。

　　做暑期工對謝良來說并不陌生，2019年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他就從湖北省黃石市陽新縣的老家前往廣東打工。“那是一個做藍牙耳機的小電子廠，親戚介紹進去的，按照完成量計件結算。”此外，他還做過奶茶店、快餐店的小時工，“我父母也常年在浙江打工，他們很支持我自食其力，掙點生活補貼。”

　　在武漢某高校就讀兩年后，謝良想嘗試用自己的知識掙錢，轉向做教育行業的兼職，于是開始在招聘軟件上進行針對性地查找。一則教育機構發布的兼職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寫著暑假助教老師每小時150元，我覺得值得試試，后來機構的一位鮑老師和我溝通，我們確定了面試地點和時間。”

　　謝良將這則招聘信息分享給吳俊、劉迪等同學，大家決定一同前去面試。6月20日，謝良和其他4名同學在武漢某辦公樓內參加了現場面試，對方詢問了他們年齡、專業、兼職經歷等內容，并達成了聘用意向。第二天，5名同學都和機構簽訂了一份“兼職老師協議書（市外）”。

　　據謝良回憶，他當時并未意識到招聘軟件上顯示的公司名稱，與面試當天所了解的公司名稱，以及最后簽訂協議時顯示的甲方名稱并不一致。他告訴記者，“我們當時認為這個待遇條件不錯，就都決定簽約，并且約定7月9日到崗。”

　　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律師侯濤指出，這份協議上的甲方身份存在疑問，從而直接影響到該協議的有效性。“首先，對該份協議書上的甲方進行檢索，發現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及天眼查、企查查等平臺顯示該主體未經工商注冊登記；其次，從協議書文末甲方用印來看，甲方的印章也沒有相應的印章編號。因此，該協議書主體并不存在，系一偽造主體，因此協議并不成立。”

　　權利義務不對等，工作環境打折扣

　　7月9日，謝良、吳俊、劉迪等5人按照協議約定，聽從公司安排前往湖北省仙桃市某地點報到。隨后，仙桃地區的負責人告知他們，協議中規定“6月25日后到崗沒有招生津貼”，于是他們的招生津貼被取消，同時每人要交200元的生活津貼。

　　記者看到，該協議中對生活津貼的解釋為，“乙方自愿選擇是否繳納崗位預訂金200元，繳納者享有生活津貼，不繳納就沒有生活津貼。”同時規定，“乙方沒有違約，崗位預訂金8月15日統一退還，違約不退。”

　　此外，協議中規定乙方的義務涉及4項對工作內容、制度管理、勞動紀律等方面的諸多內容，例如不得私自外出、罰款、開除等。甲方的義務只有“為乙方的教學提供良好的授課環境和充足的招生材料；根據協議條款按時發放乙方的工作報酬，發放時間9月10號”。同時，協議還另外規定甲方可以解除聘用協議，不承擔違約責任且扣除所有報酬的4種情形。

　　結合前述對協議有效性的判斷，侯濤認為，該協議本身并不成立，用人單位系一虛構主體，因此在入職者權益受到侵害，比如不發放報酬、在提供勞務過程中受到傷害等情況，在無其他證據證明真實勞務接受方時，學生的權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他同時指出，縱觀該協議書的內容，文本基本約定了所謂“甲方”的權利及乙方的義務，權利義務內容明顯不對等。“協議中‘甲方’的解除權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為后期‘甲方’任意不履行協議或隨意開除乙方埋下伏筆，且給乙方附加了高額的經濟責任。”同時，乙方的工作具體內容約定不明確，為“甲方”肆意增加、調整工作內容留下了空間。

　　據謝良介紹，在實地報到后，他和同學一起前往機構安排的住宿地點，卻發現是5人同住一間房，且沒有床鋪等相應的生活設施，比預期的住宿條件大打折扣。經過家人提醒，劉迪在7月10日一早就立即離職，“綜合判斷下來覺得不是很靠譜，怕后面還有更多‘坑’，所以200元也沒找學校要，直接走了。”

　　求職者要對招聘方做背景調查

　　由于報到當天對這份工作的印象不好，謝良和留下的其他3名同學決定再和機構負責人談判。7月10日上午，在參觀完教學環境后，謝良他們被告知目前生源不足，他們在授課前需要先招生，且招生階段沒有基礎工資，只有招生提成。隨后，謝良和其他2名同學對學校的表現愈發失望，決定當天一同離開回家。

　　記者聯系到當天最后決定留下繼續兼職的吳俊，他表示，學校負責人隨后與他簽訂了一份補充協議，承諾了最低工資，但同時規定了老師的招生義務。“學校安排我們去人流量多的小區、商場擺攤招生，如果報名成功一單就給100元提成，學生來上課提成加到180元。”

　　7月15日，吳俊終于被告知學生已經招到，可以安排授課。談及最終選擇堅持留下來的原因，吳俊說，“我本身暑假就沒打算回家，想在兼職的同時學點東西，反正做到8月15日就走，最后能拿到多少我也不太確定。”

　　直至記者在7月22日聯系到謝良時，他才發現由于溝通時間已經超過30天，招聘軟件上相關的聊天記錄已經被抹去，招聘崗位信息也無法查詢。記者致電該機構工作人員時，對方表示，“公司的兩個名字都是一回事，在網上查不到很正常。”

　　對此，侯濤提醒，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整頓校外教培機構，一些招聘兼職教師的行為本身就可能涉嫌違規。在這一行業找工作時，應做好基本的背景調查，明確簽約主體是否具備開展這一業務的資質，是否經過工商注冊、從事的相關工作內容是否合法、簽約主體是否與網絡招聘主體一致，并在公開渠道檢索相關公司的輿論情況等。同時，應仔細閱讀協議條款，對不理解的條款要求對方做出解釋，并對相關條款進行更正；通過公開渠道查詢公司的工商信息、加蓋的印章是否與工商登記信息一致，印章是否有相應的編碼。

　　他還提到，“成年人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應對自己的行為性質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及保持必要的謹慎，要隨時保存固定履職過程中的證據信息，對收取押金、保證金、暫扣證件的兼職工作堅決說‘不’。”

　　（受訪對象為化名）

　　劉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