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依賴 盲目刷題 學不致用……

　　教室里的“學習”，往何處去

　　“我已經完成了四年本科學習，完成了所有的必修課程，也完成了許多選修課程，我通過了畢業所需的所有考試。然而，作為一名碩士生，我現在仍然無法很好地應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生劉雨菲說。

　　無獨有偶，今年年初召開的北京兩會上，北京設計學會創始人、民盟中央文化委員會副主任宋慰祖收到了一名小學四年級學生的模擬政協提案，這位小學生在提案中道出了自己對學習的焦慮。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曾經說，青年人正面臨一場學習危機，他們往往在學校里學不到在技術革命中所需的技能，學生們還需要學會如何學習。

　　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獲取知識的渠道更加豐富和多樣了，學習似乎隨時隨地都在發生，這同時又是一個知識更新速度越來越快的時代，人們今天學到的知識明天可能就落后了。因此，無論是小學生還是研究生，有不少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學習困惑。

　　特別是在疫情背景下，全球不少青少年不得不離開校園，讓學習這件事變得更加復雜了。

　　教室里、課堂上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學習，上學就等于學習嗎？考試成績好就代表學習能力強嗎？學會課本知識就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難題嗎？技術是彌合教育差距、解決學習危機的“萬能鑰匙”嗎？

　　技術在彌補教育差距同時，也造成新的危機

　　“學習危機”并不是剛剛出現的概念，世界銀行在2018年世界發展報告《學習實現教育承諾》中明確提出全球正面臨“學習危機”，并提出，盡管受教育機會較以往有所增加，但世界各地的一些年輕人，特別是那些處于貧窮或社會邊緣的人群，甚至尚未掌握生活所需的基本技能，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勞動力技能水平遠遠低于這些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上學卻沒學到知識，這不僅是浪費發展機遇，也是對全世界兒童和青少年的巨大不公。

　　報告指出“上學”并不等于“學習”，因為那些上了學的年輕人并沒有學到得以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生存下去的技能。

　　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似乎是造成“學習危機”的原因。

　　北京師范大學學生姚佳曾到我國最不發達的地區參與過評估工作。在工作期間，她接觸了四個家庭，“發現了學習危機的三個顯著特征：技術利用不足、合格的教師缺乏、獲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不足。”

　　幾年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曾經采訪過湖北恩施一所中專學校的校長。有一次，她作為省教育信息化的試點代表到東南沿海一所大學參加培訓，雖然自己所在學校在信息化方面已經位于省內的前列了，但是當看到東部學校那些先進的教學設備時，仍然覺得自己的學校像是“古董”。

　　而由于疫情的影響，很多本該在學校里上學的學生不得不離開校園，依靠網絡和信息技術來完成學習。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經受著更大的挑戰，“這些挑戰表現為數字鴻溝，是能夠獲得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區域之間的差距。”姚佳說。

　　顯然，建設可靠的網絡基礎設施、使用便捷的學習工具和平臺、提供適切的數字學習資源等是彌合“數字鴻溝”、應對學習危機的必要手段。

　　不過，很多學者發現，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過分強調和過分依賴技術手段。

　　“我們不排斥高科技技術，但高科技技術不應該是教育主要和最終的目標，它更應該起支持作用。”北京師范大學本科生楊柳說。

　　年輕學者的擔心在一些中小學教學一線工作者身上得到了印證。北京一所中學的校長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最近已經有幾個教育科技公司來推薦信息化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短時間內掃描大量試卷、迅速評判，并能給出評價報告。

　　“其實這些產品挺相似的，有一個就行。”這位校長說，說到底教育質量的提高并不真的靠這些技術手段。

　　教室里的學習，應該能解決教室外的真實問題

　　對于有過多年學習經歷的年輕人來說，“學習危機”可能存在于他們走向社會、運用知識時的無力瞬間。

　　有這樣一個時不時就會成為年輕人熱點的網絡段子：當他們還是小孩子時，冰激凌掉了、作業不會了、衣服扣子掉了，大家都下意識地大喊，“媽媽”！但當小孩子成為成年人，工作遲到、不會做飯、家里電器壞了時，大家依然會喊“媽媽”！

　　“是我本人沒錯了。”在這些短視頻下，這句話成了點贊最多的評論。這些經歷了九年義務教育，甚至大多經歷了幾年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在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時，之前多年的知識積累仿佛瞬間失去了作用。

　　這樣的無力感，劉雨菲深有體會。

　　不久前，劉雨菲成為一名志愿教師，在一所學校教英語。她負責3個班級，一開始，她按照曾經學習的師范專業知識，將這門課程的教學模式化。“但在教學結束時，我意識到，相同的模式不能應對所有情況，不同的學生學習方式不同。當3個班級共用同一門課程，兩個班級已經看到了積極的學習反饋，但是有一個班是例外。”

　　“我無法想明白，為什么我在真正的教學中如此無能為力？那么我又如何評估我在過去四年的本科學習成果？”劉雨菲說。

　　教室里的學習究竟應該得到什么樣的效果？不少人開始意識到，它應該能解決教室外的真實問題。

　　朱宣在美國一所高校留學。在一門課程中，他和團隊嘗試設計了一個低成本的農村地區學生思維教育課程。

　　一開始，朱宣設計了不少模擬實驗，試圖通過這些模擬場景教授知識。然而，一位老師的建議讓他轉變了思路——朱宣之前的設計一直在復刻城市學校的教育模式。“在城市中，我們離自然資源更遠，所以我們的學習實際上是模擬生產生活場景，讓學生體驗他們無法真正做的事情。但對于農村地區來說，學生可以實際感受到各種原材料和傳統制造技術。”

　　朱宣突然意識到了屬于自己的“學習危機”：學習原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真正接觸、認識、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在這一點上，農村孩子反而更貼近學習的本質。

　　“我意識到，自己需要轉變視角，將自己置于農村地區。我也開始思考城鄉生活的根本區別，對我來說是一個有價值的轉變。”朱宣說。

　　在不久前舉辦的2022全球智慧教育大會上，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前任主席、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龔克指出，如今，數字化的教育必須突出“實踐性”。

　　近兩年，龔克和同事們對校園招聘進行了一個全國性的調研，總結出來幾十個招聘說明中的熱議點，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實踐經驗”。“這些調研反映出就業市場的導向，也反映出了當前的教育在實踐環節上相對薄弱。”

　　“分班考”與“元宇宙”之間隔著題海

　　當大學生們意識到屬于自己的“學習危機”時，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場“危機”已經在一些中小學的課堂上存在了。

　　“我要emo了，有兩個好朋友去別的班了。”新學期，肖曉(化名)升入了高中二年級。臨近開學時，班級群里一會兒在歡迎新同學，一會兒又在送別老同學，大家的情緒起起伏伏。

　　名單公布之后，肖曉那顆擔心自己被分流出去的心也終于放下了。

　　肖曉所在班級是年級的重點班。臨近開學時，全年級同學返校進行了一次考試，這次考試和上學期期末考試成績就是重新分班的依據。肖曉上學期期末考試在班里排在25名左右，雖然還不算墊底，但是她挺焦慮，因為“同學之間的分數差距并不大，比我低兩分的已經排在30名之后了。”

　　整個假期，肖曉一科一科地刷題，希望自己別考得太差，別被分流。

　　“我有時候真挺困惑的，一遍遍刷題的意義到底是什么。”肖曉說。

　　肖曉本來對自己的學習很有規劃——喜歡生物的她，高一時就跟老師討論商定了一個研究果蠅生活習性的課題，并且一直在進行實驗。她本想利用暑假把實驗繼續深入下去，并用視頻的形式呈現整個實驗過程，同時參加一項國際比賽。

　　其實，從做課題開始，肖曉的學習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解研究課題的最新進展，老師給了她多篇大學論文，其中很多是英文的。為了“啃”下這些論文，她又上網查了很多文獻，覺得自己的知識儲備飛速增長。而且為了準備參賽的視頻，她在網上自學了拍攝、剪輯視頻的全套操作。

　　但是為了備戰分班考，肖曉沒能實施暑假深入實驗的計劃。在假期結束前幾天，她草草地把以前的實驗總結了一下，剪出了一個小片子提交給了比賽方。

　　“雖然這次我沒有被分流出去，但是我并沒有多開心，因為如果下次我少刷了幾套題就有可能被別人趕超過去。與這個相比，能完成我的實驗會讓我更有成就感。”肖曉顯得很沮喪，“我看了往屆的獲獎作品，國外很多中學生思考問題的角度特別微妙，而且有的人選取的研究角度特別小，但是鉆得很深。我卻還得一遍遍刷題。還說什么元宇宙？我覺得我離真正的科研還很遙遠。”

　　專家也在擔心同樣的問題。特別是“雙減”之后，中小學生們從繁重的課外培訓負擔和課內作業負擔解放了出來之后，不少專家表示要考慮到底應該讓學生們學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學習了。

　　在“數字化”“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充滿科技感的概念進入傳統課堂后，“教室中的學習”應當如何轉型？

　　“我們應該去研究如何培養學生的實踐探索能力，要讓學生學會自主學習，提高學生自我培養的能力。”宋慰祖說，元宇宙時代智能化、網絡化等技術的進入，教育會擁有新的特征，未來教育需要搭建新的場景。

　　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沁平指出，當前，教育數字化轉型和智慧教育成為教育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在教育系統性變革的過程中，教師、學生和管理者的數字化能力是關鍵。“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技術要由人來應用，要服務于教學，要提高人的數字素養與技能。教育信息化創新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關鍵要抓住教育新基建的契機，圍繞師生教學應用，提供數字化學習內容、平臺和工具，提升教育數字化服務和治理水平。”

　　“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教育要在社會數字化轉型之中發揮基礎性、全局性和先導性的作用。”對于教育的數字化轉型，龔克提出3條措施：重視基礎學科學習，融合跨學科領域知識轉型；教學結合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以實踐促學習；培養兼具專業知識和責任感的合格教師團隊。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葉雨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