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中辦國辦發布《關于加強新就業群體服務管理的意見》，這是首個專門針對“新就業群體” 服務管理的中央文件。依法維護新就業群體合法權益，為“新就業群體” 提供精準化、精細化關愛服務，文件作出哪些部署？怎樣提升“新就業群體” 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期《新聞1+1》連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深圳市委社會工作部副部長冀小平，帶來分析解讀。

　　制定專門針對“新就業群體”的文件意味著什么？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 張成剛：這份文件規格非常高。從文件本身的政策語言表達來看：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給“新就業群體”一個定位。“新就業群體”是我們國家勞動力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相當于承認了我們在新就業形態、“新就業群體”發展過程中逐步擴大的趨勢。

　　第二，從規格上來講，我們過去在新就業形態治理方面也發布了一些指導意見。這一次是從兩辦的高度將過去散落在不同領域的意見整合成一個系統性的框架。

　　第三，這個指導性的框架是對未來新就業形態長期發展的指引，也意味著新就業形態從勞動治理問題上升到社會治理問題，意味著這個群體未來會成為社會治理重點的關注部分。

　　如何平衡“新就業群體”的靈活性和用工管理的規范性

　　張成剛：靈活性確實是新就業形態有吸引力的一個點，很多勞動者也是沖著這個靈活性來的。這種靈活性同時也會帶來收入的不穩定，或者是導致風險得不到保障。

　　這一次《意見》提到，要貼合“新就業群體”的實際需求進行責任的劃分。并不是說要把新就業形態向傳統的用工或者是雇傭的方式靠攏，而是貼合在新就業形態實際的用工場景當中，用工方、平臺方、勞動者三方之間把責任劃分清楚，責任的主體到底是誰，由誰來承擔相應的風險。把這樣的一些問題解決好之后，就能解決大部分的勞動爭議問題。

　　如何保證“新就業群體”對算法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

　　張成剛：隨著平臺經濟的發展，算法越來越成為勞動者勞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參與部分。由于平臺上的訂單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沒有辦法按照過去，由人來監督、組織、管理，只能依托算法。

　　同時，我們不希望算法成為一個“黑箱”，特別是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一些規則，我們希望能夠更加透明、更加明確。在算法進行調整的時候，需要勞動者有知情權、參與權。

　　這次《意見》給到了幾方面管理方式：

　　第一，政府的監管，對于算法要進行備案以及相應的評估。

　　第二，要進行相應的協商和懇談，在規定調整的時候，要讓勞動者充分知曉。

　　第三，也要依靠平臺自覺，也把算法管理的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個重要的方面。

　　怎樣為深圳“跑樓員”群體更合理地派單？

　　深圳市委社會工作部副部長 冀小平：因為“跑樓員”是市場催生的，而且是一些年齡相對較大的人從事這項工作。所以，我們平臺對這些“跑樓員”，第一沒有進行考核，第二對超時也不進行處罰，相反對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配送的，每單還有1毛到2毛錢的獎勵。

　　對平臺來講，為了提高配送的效率，也為了減輕“跑樓員”的負擔，他們會分成底層、中層、高層，比如配送3層到5層、8層到10層以及更高層，這樣的話他們就更熟悉這個環境，配送的效率也更高。

　　“接力送”模式有可能進一步拓展和延伸嗎？

　　冀小平：像華強北這種模式目前在深圳全市已經有10個片區采用了，接下來我們還有進一步的打算：

　　橫向上，我們希望把這種模式推廣到更多片區。比如說在東門步行街，通過配送的方式減少騎手進入步行街，這樣交通更有秩序。還有在一些大型社區，外賣把商品配送到小區門口，由物業接力送到居民家里。

　　縱向上，我們希望實現“接力送”與“接力取”相結合。所謂“接力取”就是在一些合適的商圈、樓宇，這些“跑樓員”從樓上下來的時候就把商家給小哥的商品帶出來，直接送到小哥的手上，這樣他們的效率就更高。

　　“接力送”模式對我們有什么啟發和借鑒？

　　張成剛：首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在不斷發生變化，就業的組織形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制度的角度來說，要適配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趨勢，為這樣的變化趨勢保駕護航。

　　過去，一些社保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很多和雇傭關系、勞動關系是綁定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創新的就業形態開始出現了。所以在制度層面，我們要進行新的設計。我覺得《意見》就開了這樣一個頭，為我們未來長期的制度設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向。

　　另外一點，深圳的做法其實也給我們一個啟示，在我們的發展當中，應該更多鼓勵地方政府去做各種各樣的試點，去做政策的創新。只有這樣的試點和政策創新不斷成熟，上升到國家層面的經驗之后，我們可以推廣到全國，讓更大范圍內的勞動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