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日前通過內閣決議，完成了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新規不僅原則上解禁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更明確規定，特定情況下經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審批，可向處于武力沖突狀態的國家出口武器。日本此舉徹底突破戰后80多年的和平底線，不僅嚴重沖擊東亞安全格局、侵蝕國際軍控體系，更將給地區安全與世界和平造成多重危害，國際社會應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堅決反對。

　　日本此次調整，既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約束與國內和平憲法準則的雙重逾越，更是對既有國際法理的公然背離。二戰后確立的國際秩序明確要求，對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實施徹底非軍事化改造；《波茨坦公告》第十一條明文規定，日本必須完全解除武裝，不得保留“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日本此前長期推行的武器出口管制，本質上是其履行上述國際法義務的體現。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放棄國家交戰權、恪守“專守防衛”原則，不得保有對外作戰軍力，禁止軍事力量向境外延伸。此番修改意味著日本可通過武器出口實現軍事工業力量的境外投射，從根本上動搖其戰后“和平國家”的基本定位。

　　從現實影響來看，日本放開殺傷性武器出口，將顯著推高亞太地區地緣沖突風險。其一，日本的武器出口帶有鮮明的地緣戰略指向，重點聚焦“印太”地區的矛盾熱點區域。通過向周邊特定國家輸出先進武器裝備，日本正試圖以“防務合作+裝備輸出”的雙重方式，打破地區原有軍事力量平衡。這種深度介入地區安全事務的行為，易引發周邊國家的連鎖反應，進而觸發區域性軍備競賽。其二，借助武器出口，日本得以與美英澳同盟實現深度綁定。從向美國返銷“愛國者”防空導彈，到與英、意聯合開發新一代戰斗機并計劃出口至第三國，再到借共同開發之名向澳大利亞出口護衛艦，日本不僅在技術層面強化與盟友裝備的“互操作性”，更在戰略層面參與構建以自身為關鍵節點的協同防御網絡。這將壓縮地區多邊對話協商空間，加劇亞太地區陷入陣營對峙的風險，對全球安全治理體系構成嚴峻挑戰。

　　更值得警惕的是，武器出口管制的層層松綁，正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與擴張提供實質性支撐。首先，軍火貿易的巨額利潤將攤薄高昂的武器研發成本，破解日本軍工產業長期存在的產能不足、造價偏高的困境，逐步搭建起技術研發、批量生產、全球外銷一體化的全產業鏈閉環，重構支撐其軍國主義野心的物質基礎。其次，保留完整且龐大的軍工產能，使日本能夠快速實現先進武器裝備的迭代更新，并通過軍工復合體建設完善動員能力，重塑對外軍事行動能力。再次，以武器裝備輸出為重要抓手拓展地緣布局，借軍工產業對外滲透拉攏亞太國家，日本刻意構筑其預設的陣營對抗格局，給地區安全帶來潛在隱患。

　　從日本國內政治生態來看，此次修改過程凸顯出明顯的行政集權傾向。日本政府動用行政手段強行推動政策變更，繞過充分的議會辯論程序，無視在野黨的合理質疑，刻意壓縮公眾討論與媒體監督空間。這種強行“闖關”的操作，不僅凸顯出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急于推進“軍事大國化”的激進野心，更嚴重撕裂日本社會長期形成的和平共識，將給日本未來的社會穩定與國家發展走向埋下深重隱患。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28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