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們的“人間情懷”

　　2月20日《南方都市報》解密了博士服務團——1999年至今，中組部和團中央已先后選派13批1643名博士到西部地區掛職鍛煉。同日，《中國青年報》也報道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梁鴻對河南老家外出務工鄉親的艱苦尋訪。梁鴻是魯迅研究權威王富仁的博士生，她潛入城鄉的調研凝聚成《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人民日報》贊譽，稱“從梁莊思考中國”。

　　梁鴻的備受關注，顯然呼應了當下博士生培養、后續發展乃至學術生產的某些瓶頸與突破之道。并非巧合，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也在2月21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嚴厲批評本土博士培養的“大躍進”亂象。

　　陳教授曾寫過《學者的人間情懷》一文，指出“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而不過分追求‘發言’的姿態和效果”。將這一提法略作引申，凸顯“學術以適當方式介入社會變革”，將有助于剖析博士服務團的價值及梁鴻的“非虛構”寫作。

　　博士服務團與東西部干部交流和對口支援、院士專家西部行等活動一樣，服務于西部大開發的國家戰略。媒體關注它，側重點之一是掛職經歷成為“‘學而優則仕’的博士們升遷的捷徑”：首批博士服務團團長翁杰明現已升任重慶市委常委，前央視“名嘴”張政和王志也一路晉升。當他們的官位越來越高時，治理責任也就越來越重，對當地社會運行真實狀況的了解也就越迫切。掛職經歷無疑會增強這批學者型官員的現實感與常識感，提升其科學決策水平。對于那些從小到大一帆風順讀到博士、對廣大二三線城市和中國鄉村缺乏了解的青年學者而言，掛職歷練將成為仕途的寶貴財富。

　　轉而從政的博士畢竟還是少數，但“下基層”所收獲的對人情世態的深刻體察，對“學術報國”至關重要。

　　如果說博士服務團成員偏重經濟管理和投融資管理等專業背景，那“學者的人間情懷”，就更有助于梁鴻這樣的人文學科博士，深化既有研究、拓寬學術視野、完善知識結構。

　　梁鴻博士畢業以來，在鄉土文學和“底層寫作”等研究上多有斬獲，但純文本研究的封閉性讓她日益焦慮，“國外的理論確實讓人讀起來思維非常開闊，但有時候你又非常絕望，難道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學只能用西方的那種思維來解釋？難道我們自身的生活內部就產生不了一種理論，可以指導、可以支配、可以去解釋你自身的生活？”(《南方都市報》2012年3月6日)

　　于是，梁鴻從書齋回到故鄉，用腳采訪、用筆還原，以點帶面地解剖了一個蕭瑟村莊。她的行動與寫作，被認為回應了新世紀的現實主義命題：記憶中的鄉村、審美的鄉村、在知識分子的和現代化的語境中被作為“對象”的鄉村，它真的還在那里嗎？我們關于鄉村的想象、知識和判斷難道不應該建立在活生生的經驗之上嗎？

　　在青島等城市親眼目睹同鄉惡劣的工作與生存環境后，通過“梁莊”聲名鵲起的梁鴻，卻感到“既如釋重負又略感卑劣”，因為“自己在享受，那么近的人在受苦，而且是你自己的鄉親”。

　　這種矛盾心態，不僅僅是下鄉博士們的疑慮、痛苦，也是幾乎所有介入社會變革的精英知識分子都會遭遇的。但如果這種觀察和介入，能讓更多人了解中國、了解基層，能像梁鴻前年那場《我們如何回到故鄉》的演講一樣，影響諸多青年干部，其意義就已經足夠。(張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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