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式微，大學生需要補課嗎？

　　“你是我的包裹，鐘聲放逐河流和云朵/你是甩不掉的任性的一個女孩”。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思群堂。詩人宋琳走上舞臺，一束暖光打在他的臉上，臺下變得安靜了。他緩慢而優雅地戴上老花鏡，用說話般的語調朗讀著自己的詩《仿佛走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聲音敦厚卻不失溫柔。事實上，1989年的宋琳曾站在同樣的舞臺上朗讀海子的《太陽》，第二天圖書館里所有刊載這首詩的書頁都不見了。

　　這是華東師大中文系“紀念夏雨詩社30周年”的活動現場，700人的禮堂座無虛席。離開多年的詩人重返校園，但屬于詩歌的時代卻無法倒流。

　　據《解放日報》不完全統計顯示，僅在1977～1983級大學生中，嘗試詩歌寫作的不下10萬人，各地高等院校有詩社近400個，有近千名大學生曾在報刊上發表作品。

　　用詩人徐芳的話來說，1980年代校園里的詩歌氛圍“濃得化不開”。那時的通宵教室里，除了自習的人，還有一群仰仗黑夜靈感徹夜創作的校園詩人；手抄席慕蓉的詩，再畫上幾朵花幾片云，是女生寢室夜生活的主題；轟轟烈烈的詩社活動，各種名頭的賽詩會層出不窮。據復旦詩社首任社長許德民回憶，1981年的復旦賽詩會，相輝堂的窗臺上、走廊里都坐滿了人。許許多多細碎生動的陳年軼事，在《夏雨詩社回憶錄》的書頁中翻騰跳躍著，仿佛可以掙脫紙面，浸潤讀者的心田。

　　30年過去了，已是《解放日報》編輯的徐芳坦言當年她在大環境的帶動下被動地走向詩歌。她的成名作《在大山的第一級臺階上》刊登于《上海文學》，一時風靡校園。從那以后，她在校園里走路的速度就變得很慢，去食堂、浴室或者圖書館的路上總會被慕名前來切磋詩歌的同學攔住。

　　也曾受到同等待遇的宋琳現在從學校前門走到后門，只需要10分鐘，他感到有些悲哀，再也沒有人因為他的詩人身份將他攔住，聊上幾句顧城、舒婷或是北島。你若無法想像1980年代大學校園里詩壇的興盛程度，也就無法想象詩人在校園里受到的尊崇，詩人是校園里的明星。

　　對詩歌在大學校園里式微的現狀，宋琳認為是高校的詩歌教育出了問題。在他看來，詩歌與讀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尋找的關系。“讀者對詩歌有要求，詩歌也對讀者的鑒賞能力有要求”。大學生若具備鑒賞詩歌的基本能力，就可以憑經驗來評判一首詩歌的好壞。

　　“關于詩歌，大學生需要補課”，宋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下高校詩歌教育做的并不好。教材里沒有規范的納入詩歌創作的內容，學生鮮有機會讀到經典的作品。”同時，宋琳對90后信心十足：“他們并不是不喜歡詩歌，只是缺乏引導，也沒有表達的途徑”。

　　青年對詩歌的熱愛是自發的。大學生骨子里的沖動、激情、追尋自由本就與詩歌的精神高度契合。高校里沒有討論、創作詩歌的氛圍，學生也沒有老師的引導，詩歌也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不過，北大、人大、首師大等高校都相繼成立了詩歌研究所與研究中心，通過這些機構系統搜集詩歌文獻，辦刊物，舉辦詩歌節等活動，形成一系列配套的詩歌教育體系就可以充分帶動起學生讀詩寫詩的興趣。“領悟詩歌的美是一種可以習得的能力”，宋琳充滿希望地說。

　　被稱為“詩歌留守女士”的徐芳不斷問自己：我為什么還要寫詩？最后才發現，現實太堅硬，她需要詩歌這樣柔軟且夢幻的出口。對于1980年代的過往，她雖有懷念但并不傷感。正如宋琳所說：回憶是一種搜尋，記憶是一種成長。“有起有伏，回落之后再重新起來，這是詩歌發展的螺旋式上升。近些年，校園詩歌也有回歸，是詩歌復興的跡象”，徐芳樂觀地說。她相信浮躁的時代依然需要詩，所以始終默默耕耘著。

　　30年后的今天，吟誦著“河兩岸對望著的是眼淚般純凈的小樹林”詩句的宋琳回到華東師大，溜出會場抽煙的間隙里，還是偶爾會被騎著自行車路過的人認出來。“你是宋琳，還認得我是誰嗎？”宋琳認不出了，就像校園里那些年輕的面孔無法辨認這位曾經閃耀于中國詩壇的詩人一樣。(呂顏婉倩 記者 周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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