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球反賭掃黑風暴經過兩年多的偵查取證后，終于在東北小城鐵嶺燃起“火把”。從12月19日開始率先登場的張建強、楊一民，以及隨后還將“過堂”的南勇和謝亞龍等，被捕的足壇官員均無法逃離正義的審判。
制度缺失 “引火燒身”
“最早俱樂部送三百五百我都給人退回去，后來足球圈里把這個傳出去，說楊一民不太愿意收人錢。可再到后來，熟悉的人送，我也就收了。”楊一民坦言，在職業足球這個巨大的名利場中，任何意志稍有一點不堅定的人，都難以把持自己。
其實翻閱楊一民、南勇、謝亞龍等足壇官員的成長軌跡，當初很難找出與貪腐相對應的“符號”。他們中間有多年從事足球理論的教學專家，也有嚴謹的管理者，但當融入足球圈后，陳舊的管理機制和寬松的利益環境，讓不少原本可以為足壇做出貢獻的人，漸漸沉入貪腐泥潭。
而在原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眼中，來到足協這樣一個寬松的環境，加上足球項目又比較特殊，法制對它的監管也不夠，在努力工作的同時，腦子里緊繃的那根弦慢慢就松弛下來了。
就連現任中國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主任韋迪也承認，自從來到足管中心后，發現這里的制度很多，但問題是執行不力。任何一個制度都是為守制度的人制定，如果不愿接受制度的制約，那么制度就形同虛設。“這些人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有腐敗的想法，而是有一個漸變的過程。”
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模糊角色”
從王樹靜作為辯護人的角度來看，盡管楊一民被公訴人指控的罪名是受賄罪，但他仍希望可以利用“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這個模糊的“雙重身份”來為其減輕罪行。
“楊一民受賄的身份應是中國足協副主席，控方認定對他‘行賄’的都是足球俱樂部和教練員。足協屬于社會團體，而所有俱樂部都是社團會員，足管中心不能直接管理俱樂部，所以楊一民是以足協副主席的身份與各俱樂部打交道，因此他應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被起訴。”王樹靜直言，“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與“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在量刑上有很大的差別，是重要“突破口”。
事實上，足管中心是隸屬于國家體育總局的一個司級行政部門，屬于政府行政機構，監管中國足球，制定足球發展政策、方向指導等；而中國足協本屬于非政府的民間組織，是亞足聯和國際足聯的一個成員單位，負責中國足球聯賽等具體事務，沒有政府色彩，由政府監管而非直接參與。而在中國足壇，這兩種角色卻是在模糊中“共同生長”了多年。
鏟除毒瘤 重獲新生
早在2002年3月，裁判龔建平因吹“黑哨”被北京警方逮捕，中國足壇由此打響了反“假賭黑”的第一槍。然而沒堅持多久，“假賭黑”病毒再度開始蔓延，2004年北京國安因不滿裁判錯誤判罰，引發了罷賽潮。隨后7家俱樂部聯名向足協呼吁，深入足球改革，從制度上打擊假球。遺憾的是，那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打黑浪潮在今天看來，更像是個點綴。不少業內人士感慨說，如果當時反賭掃黑風暴來得猛烈些，就不至于留下眼前這么多后患了。
其實悉數中國足球毒瘤蔓延的全過程，有幾個關鍵點無法繞開：如1994年職業聯賽開啟后缺乏市場經濟必備的法治精神，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和監管，再加上急功近利思想濃厚，以及足管中心與足協內部機構的設置、職責模糊不清等多重因素。于是，沒有牢固根基的足壇，伴隨著各種變異的“虛假繁榮”共同成長，以至于一步一步成為各種蛀蟲尋覓、吞噬不當利益的溫床。
有報道稱，按照國家體育總局的規劃，在足壇反賭掃黑案件審理過后，中國足球的“管辦分離”工作也將正式啟動。屆時，足管中心和足協一套領導班子的歷史將正式終結。與此同時，在制度建設和重塑風氣上也會穩步前行，不會“走過場”。
然而不少人相信，在大規模的反賭掃黑過后，將藏匿在足球背后的各種毒素徹底清除依然需要一個漫長過程。但無論如何，中國足壇能從潰敗中“清醒”，本身已算是種進步了。實現“自我救贖”，更需要官方的智慧和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