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寫日記,現在的年輕人一定會不假思索地說:這有啥?不就是把當天的事記錄下來嗎?但是,大家別忘了,我父親是個沒上過一天學、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呀,那么我父親是如何識字寫日記的呢?

　　苦難的童年

　　我父親蕭鋒1927年9月參加革命,那年他僅有十一二歲。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貧窮的家境不可能給他一個可以上學的機會,甚至連生存的基本權利都沒有。他六歲時做雇農的父親撒手人寰,只好拉著瞎眼的母親到地主家討飯。隨后,又給地主家當了放牛娃。他饑寒交迫地挨到了九歲,他的長生哥把他送到十里外的陳家鋪子學習裁縫。那時學徒的規矩,實際上就是先給師傅家做下人,且打死不償命。記得他剛去一個月,不小心搞斷了一根針,陳師傅看到了,順手拿起身邊的鐵尺子憤怒地向他頭上連續打了三下,打得他頭破血流。母親用“厥圜草”敷在頭上,迫于生計又把他送去繼續當學徒……

　　為了最基本的生存,為了不被人欺壓、凌辱和剝削,他光著腳丫子,攥著兩個小拳頭,衣衫襤褸地加入到了“推翻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社會”“窮人翻身當家做主人”的革命洪流中,與成年人一道,高舉著代表“信仰”的鐮刀錘頭的旗子,浴血奮戰在父親日記記載的1365次生死搏殺的戰斗中……

　　邂逅蕭曼玉

　　蕭曼玉是吉安白鷺中學的一名中學生。上世紀二十年代,那里有了共產黨的組織,蕭曼玉受到黨的啟蒙教育,思想進步;我父親學成出徒,成為一個一天可以做一身衣服的小裁縫。由于他聰明伶俐,陳師傅把他留在裁縫鋪。這個裁縫鋪就設在白鷺中學旁邊。1927年夏天,我父親和曼玉在由贛東向贛西的渡船上巧遇,而后相識,相知,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9月份的一天,曼玉到裁縫鋪把蕭鋒偷偷地叫出來,問他:“忠渭哥(蕭鋒原名),你怕不怕死?”蕭鋒答:“不怕死!”曼玉滿意地笑了。1927年秋天,在中共贛西南特委和泰和縣委書記康純的領導下,蕭鋒和曼玉一起參加了萬安“農民暴動”,蕭鋒打著紅旗走在最前面,曼玉刷標語。第二年的一月份,他們動員了42個蕭氏弟兄參加了“泰和紫瑤山游擊隊”,我父親是一小隊隊長。曼玉是游擊隊文書和士兵委員會主任。

　　他們參加了四打泰和,九打吉安,從二月到八月,四次挑糧上井岡,為朱毛紅軍貢獻4.8萬擔稻谷,其中還配合粟裕的紅28團二營打了“新老七溪嶺”殲滅戰、新城戰斗,將敵偽縣長張開陽活捉,曼玉立頭功。上級要蕭鋒寫戰報,這可難壞了他,曼玉替他完成了任務。隨后,曼玉娓娓地對他說,光會打仗沖鋒不行,沒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作戰水平、做好宣傳工作。我父親非常好學習,但是在紛繁的戰斗中,如何學習?蕭曼玉關切地說,別著急,我來當你的識字老師,并建議他用記日記的方法學習文化,提高思想理論水平。就這樣,他用五顏六色的包裝紙,用繳獲的鋼筆、鉛筆開始“寫”日記,有時大地當紙,竹棍當筆。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篇日記肯定是“鬼畫符”,可惜沒有保存下來。

　　1929年10月,擔任泰和縣游擊營營長的蕭鋒在馬家洲戰斗中頭部負傷,昏迷15天。當他醒過來時,看到曼玉含著熱淚為自己補寫日記,很是感動。曼玉建議乘著養傷的三個月時間,每天堅持認30個字。曼玉嚴格要求蕭鋒,要是識不得30個字,不許吃飯!我父親記得,曼玉給他讀的第一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學的第一本書是《新三字經》:“共產黨,救窮人;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稅,不還租;打當鋪,分浮財;有飯吃,有衣穿;討老婆,不要錢……”父親不僅將蕭曼玉的話認真地聽在耳朵里,并牢記在心里,真的將寫日記作為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方式。他記得,1933年2月,他們在瑞金列寧團校學習時,曼玉到街上為蕭鋒買了一本四角號碼字典,就是在她的幫助下,他很快認識了近三千個字。后來,組織又讓他到瑞金第一期馬列主義大學(即第一期黨校)深造近一年。在黨校里除了一個專職教員成仿吾外,其他全是后來的共和國的領袖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張聞天等,使我父親世界觀有了飛躍進步,在成仿吾手把手地幫助下,記日記的水平又有了長足的提高。記日記漸漸地成為他的好習慣。

　　他的日記記錄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反圍剿(第四次反圍剿期間蕭鋒在黨校學習),記錄了紅1軍團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記錄了晉察冀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記錄了華東中原戰場的三年半解放戰爭,記錄了“魂系坦克三十載的和平年代”,一寫就是64年呀,一直寫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1年2月1日早上,他的腳浮腫得連襪子都穿不上了。我和母親陪他到北京軍區總醫院驗了血,在高干病房工作的曹主治醫師(我愛人)給他辦理住院手續,可是他堅決不住院,他說:“我高血壓、腦血栓,心臟大70%,心房纖顫,專家說了,我這病在醫院和家里都一樣,心臟驟停或心臟破裂,在哪兒都救不過來,還是給國家省省醫療費吧!”中午,我用自己一個月的工資100多元為他要了一桌豐盛的飯菜,就趕回去上班了。從醫院回父母家有兩條路,往常看病回家,父親都是走北路,車少,比較好走;而那天,冥冥之中,父親硬要司機走南路,就是從長安街上走。經過天安門時,他對司機小王說,你開慢點,再慢一點……他讓我母親把擋風玻璃搖下來,頂著刺骨的寒風對毛主席像行注目禮,深情地望著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好像在向他匯報: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基本完成了你交給的工作,日記和回憶材料也基本整理完畢,很快就要到您那兒報到了!

　　父親坐車回到大院,馬路離家門口還有近30米,這30米的路程好像又走了一個小長征,他一步一喘粗氣,坐在鄰居家的水泥墩上歇了三次腳才進家門。隨后,他拿出半個月的工資300元,催著司機小王到郵局,給井岡山腳下的南溪村的五保戶寄去。第二天夜深了,他又打開日記本寫下最后的一百多個字日記。四小時后,他的心臟驟停,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他太累,太累了……2月3日清晨,我最敬愛的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兒心揣父情

　　1982年2月1日,我父親將1928年到1942年的部分日記無償地捐獻給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當時,有媒體記者問父親:“蕭鋒將軍,是什么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恒記日記幾十年?”父親堅定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著行動。有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就不會把記日記看成是平常的事”。

　　作為與他長期相處的家人,現在我反思他,一生剛強的父親,內心深處還有溫柔的一面。所以我認為,支持父親堅持一生記日記的動力有兩個:

　　一是火熱的斗爭生活,以及那些同生死共戰斗的烈士們的英雄事跡。他身邊的許多好戰友,好戰士,剛才還有說有笑,轉眼之間就犧牲了。父親多次回憶說:“記得過草地時,偵察連的崔明義班長是江西老表。行軍中他一會兒幫這人拿行李、一會兒幫那人背槍;自己帶的青稞炒面,那是過草地的命根子啊,他也會毫不猶豫地拿出來和戰友們分享。有一天,由于天黑看不見,他滑進了泥沼,我們收容隊的十幾個人趕忙趴下把槍遞過去救他,崔班長用盡最后的力氣大呼:傻瓜!別過來,一個還不夠嗎,還要再搭上一個!我們就眼看著他被泥沼吞噬……多好的戰士啊”!過草地時,他們收容了240名傷病員,其中有120名永遠地倒在了草地……父親的眼淚要哭干了,筆停不下來!

　　另一個就是曼玉媽媽,曼玉是他革命的引路人,是使他擺脫文盲帽子的老師,1932年3月,他們到信(豐)、(南)康、南(雄)發動群眾,十個月殘酷的戰爭環境催熟了他們的愛情,經組織批準,他們結婚了。那年9月,他們在信豐古陂圩后壟山的皎潔月光下,五人席地而坐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一壺米酒兩斤花生米權當酒席,由少共信康南中心縣委組織部長主婚。蕭曼玉和蕭鋒拜了月婆婆,喝了交杯酒,曼玉即興賦詩一首:“野外婚禮古來稀,月下拜堂堪稱奇,不是曼玉創新俗,實是蔣家王朝逼!”蕭鋒憋紅了臉,吟出一首打油詩應和:“一壺米酒醉心田,我與老師結良緣,婚后更比婚前愛,攜手共筑新江山!”

　　不幸的是,1934年8月,時任公略縣(今吉安縣)少共書記的曼玉媽媽,連同懷抱里吃奶的孩子(蕭瑞金),遭到敵機轟炸,犧牲在縣委機關轉移的路上,當時犧牲的有近百人,即“水南慘案”。父親愛她,感念她,當他打開日記時,曼玉那美麗動人的倩影就浮現在他的面前,好像在對他說,忠渭哥,你記日記了嗎?只要活著,就要寫啊,寫日記,就是在寫歷史,什么都是一股煙,只有文字能留下……對父親而言,雖然沒有能夠實現與曼玉媽媽“攜手共筑新江山”的心愿,但承載了他們美好愛情的日記和字典,是他思念、緬懷愛妻的寄托,日記就這樣跟他生死與共、形影不離、風風雨雨地相伴一生……

　　蕭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