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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歐盟債務危機仍在持續延燒，引發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問題和矛盾
歐盟下周即將召開春季峰會。而當前歐盟債務危機仍在持續延燒，引發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問題和矛盾，面臨變革與調整的多重挑戰。歐盟各界對此次峰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春季峰會的主要議題是為解決債務危機制定一個永久性方案。自2010年初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債務危機持續發酵。11月愛爾蘭步希臘后塵，不得不接受歐盟和IMF援助，成為一年內歐元區第二個接受資金援助的國家。近來，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再遭穆迪等評級機構調降主權信用等級表明，這些國家步希臘和愛爾蘭后塵的可能性在增大而不是減小。
債務危機給歐盟帶來嚴重后果。最明顯的是嚴重制約了歐盟經濟復蘇。一方面，歐盟國家為削減赤字而進行的大規模財政緊縮政策必然打擊消費需求和投資。希臘經濟仍然深陷衰退，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經濟幾無增長，目前“一枝獨秀”的德國經濟在歐元區其他國家經濟普遍疲弱的情況下，其可持續性也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受國際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歐洲面臨日益嚴重的輸入型通脹壓力。歐盟27國通脹率持續走高，歐洲央行貨幣政策面臨調整收緊壓力，債務危機解困和經濟復蘇可能陷入缺乏資金支持的艱難處境。
債務危機也嚴重沖擊和影響歐洲一體化的深化發展。一方面，歐元區風險猶存。更嚴重的是，成員國民族主義情緒抬頭，歐洲意識進一步弱化。這在德國表現最為明顯。多年來德國一直是歐洲一體化的模范生和“出納員”，但在債務危機刺激下，近來一直潛滋暗長的“疑歐”主義又有新的增長。在民族主義抬頭、歐洲意識弱化的情況下，成員國特別是德、法等大國更愿意彼此協商，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愿給予歐盟機構特別是歐盟委員會必要的權力和信任，由其出面協調解決問題。大國作用因而進一步凸顯，主導性增強，歐盟委員會在危機應對中作用有限，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
債務危機還加劇了歐盟社會矛盾。歐盟各國罷工和示威不斷，而且常伴隨激烈的街頭斗爭。由削減福利支出導致的社會矛盾呈激化趨勢。在這一背景下，移民問題開始突出。歐盟各國普遍收緊移民政策，對移民的限制也在增多。歐洲社會整體右傾，反移民情緒高漲。德、法、英等國領導人均承認，本國實行多元文化的努力“徹底失敗”。
在這種氣氛下，反移民的極右政黨開始興起。在一向以寬容著稱的瑞典，極右政黨民主黨2010年9月選舉后首次進入議會。隨著歐洲反移民情緒上升，移民融入歐洲主流社會更為困難，對主流社會的敵意甚至仇視也在增長。歐洲反恐形勢嚴峻與此就有很大關系。
從目前歐洲國家對融合移民的無能為力甚至公開承認失敗來看，移民問題未來可能更為嚴重。歐洲社會對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的恐懼、排斥和限制，以及移民對歐洲主流社會的敵意很可能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歐洲社會模式和價值觀將面臨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國家政府執政壓力普遍加大。法國總統薩科齊支持率屢創新低，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隨時有下臺的可能，德國聯合政府支持率低迷，英國隨著改革政策的深入，聯合政府內部的不和諧音也在增多。
與此同時，歐盟國際地位持續下降。歐盟深陷困境，引發歐盟內外對其前途命運的大討論，“歐洲衰落論”頗為流行。從目前情況看，危機的確加速了歐盟相對實力的下降進程：歐盟發展模式、價值觀吸引力下降；經濟實力受到削弱，外援減少，外交、國防開支遭大幅削減等，都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歐盟實力和國際地位。
當然，歐盟對危機和問題的嚴重性也有深刻認知。2010年初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盟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包括決定向希臘提供為期3年，總額1100億歐元的緊急援助資金；建立了一個資金總額為7500億歐元的“金融穩定機制”。
在重重危機壓力下，歐盟開始加快尋找解決辦法，采取了一系列變革措施，包括繼續強化執行全面、大規模緊縮財政政策，改革福利制度，建立金融穩定機制，強化歐元區財政紀律和預算監管，以及出臺振興歐盟經濟的“2020戰略”等。目前看，這些措施已收到一定效果，歐元區及歐盟經濟實現了緩慢復蘇。當前，歐盟的反危機進程仍在持續。發行歐元區債券、建立常設金融穩定機制、修改《里斯本條約》以強化財政監管等經濟治理措施都是當前歐盟重點討論的問題。
在3月11日的歐元區國家峰會上，歐元區各國在法、德聯合提出的“競爭力公約”的基礎上，形成了“歐元區公約”，以進一步提升歐盟經濟競爭力，包括提高退休年齡、統一企業稅制、啟用債務剎車機制等。歐元區國家還就擴大“歐盟金融穩定機制”的借貸規模達成共識，并同意歐盟永久性金融穩定機制將具有5000億歐元的有效借貸能力，但具體細節還有待歐盟春季峰會確定。
從根本上看，克服危機的關鍵還是要靠經濟增長，而歐盟經濟要做到可持續發展，需處理好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福利制度改革、人口和移民、歐元區經濟治理等問題，如未能有效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歐盟衰落恐將難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