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務實合作是中國東盟關系主流。但個別東盟國家，在多種場合，一有機會就要和中國談南海，甚至要帶整個東盟來談。而在南海，還有一個必須要留意的因素——美國。復雜局勢考驗東盟。

　　今年7月東盟金邊外長會議，未能發表聯合聲明。其爭議焦點是就南海問題，東盟十國如何表述一致性立場上。此后一系列多邊峰會上，如何就南海話題表態，仍是考驗東盟主導理念如何運作的重要一環。

　　南海成為東盟框架下各層次會議的要項議題，是2009年美國關心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之后。其實，圍繞南海的使用，商業與民用航行不存在任何問題，公海上的軍事航行也沒有出現爭議。爭端的起源是專屬經濟區水域的軍事使用。這個爭端，直接發生在美國與中國之間。

　　狹義“航行自由”問題被衍生到廣義的南海使用問題，劃界更牽一發而動全身。后一個問題，過去幾十年間都沒有成為東盟的要項，緣由是問題本身的復雜程度。而且，東盟作為一個組織，既無法解決其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在與中國的互動中，也成功地嘗試了增量互動（即在海域劃界爭端依舊的同時，擴大合作領域）的途徑。

　　海洋的軍事使用，在國際關系中，屬“高級政治”領域的政策挑戰。當一國政府將南海問題定性為其“國家利益”層面的“戰略性”課題之時，下一步就是準備動用軍事力量而達到目的。

　　近年西亞北非地區熱點的演變，雖然在本質上與南海劃界不同，對思考東盟下一步如何處理南海或其他本地區“高級政治”問題有重要參考作用。

　　從2011年對利比亞以及時下對敘利亞局勢的國際處理看，一個重要的演變是阿拉伯聯盟（阿盟）作為一個組織，在無法取得聯合國授權的情形下，為外部武力打擊或隱性轉入提供了合法性。阿盟同意了北約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

　　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包括東盟任何一國，都沒有為美國設定退出戰略的能力。但東盟能夠為美國的后續軍事行動提供地區政治合法性的平臺。在東盟內部，成員國之間也難以做到阻止某些成員成為美國軍事行動“南海之友”的可能。

　　這里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將最糟的演變盡可能講透。即便是在美國的亞太政策精英之間，如何走下一步，也存在爭議。中美之間的溝通渠道依然暢通。之所以要把最糟的可能擺上臺面，是因為美方一些人士對南海局勢的議論中，開始使用類似“挑釁”一類的語匯。而在聯合國集體安全規則中，認定某一方為挑釁者，符合邏輯的下一步選項，便是準備軍事行動。

　　金邊外長會之后，東盟處于一個進退維谷的節點。對每一個成員國、對話伙伴國，做到不偏不倚都不容易。

　　東盟作為一個整體，繞不開一個深層次卻又很現實的問題：近幾年的阿盟，是未來行事的樣本，還是努力避免出現的局面。繼續將南海話題——劃界爭端解決而不是增量互動——作為東盟主導東亞安全機制的重中之重的話題，是否明智？

　　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東盟對自身駕馭南海這個國際熱點話題的能力判斷。因有幾十年的積淀，就南海話題，東盟知難而避，暫緩發聲，也無妨。（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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