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白北京已將領土問題定位為“大局”，并確認中國的態度并非“兒戲”，而是十分認真與嚴肅之后，部分日本媒體開始檢討野田外交之失誤。
失誤之一，是“國有化”時間選擇不當。一家大報的社論寫道：“日本政府也有應該反省之處。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但在國有化時間的選擇上，卻不能不說是欠缺深思熟慮。”
一來是，胡錦濤主席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上剛剛向野田首相表達了中國強烈反對“(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的態度，但野田佳彥一轉身就簽署“購島”合約。二來是，“國有化”簽約的日期與中國的“國恥紀念日”(“9·18”)太過接近，容易點燃反日火焰。這是當局事前應該預想到的事。換句話說，在某些日本媒體看來，“國有化”政策本身并沒有錯，錯就錯在不給胡主席面子，而且“9·11”一周之后就是敏感日期“9·18”。
失誤之二，是日本在外交努力方面做得不到位。
在這一點上，呼吁當局加強外交工作的不僅僅是主流媒體和專家學者，日本政界人士當中持此看法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也許最令人感到意外或者感到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來自自民黨總裁熱門候選人石原伸晃的一段談話：“說政府(的國有化手法)‘踩了老虎的尾巴’也許有些過分，但顯然并未與中國有充分的對話。當局應該在事前好好地和中國溝通。”
在這里，說話態度和遣詞用字一向比其出口必傷人的老爸石原慎太郎柔和的石原伸晃，儼然忘記了購島雙簧劇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此刻在替他撐腰的父親。也許，石原伸晃真的相信，只要好好向中國說清楚，說不準有人會同意“國有化對中國也有好處”的說法，正如《朝日新聞》所期待的那樣。
不過，從“9·11”到“9·18”，在中國官民通過各種方式強烈抗議、充分表達保衛領土的決心之后，一些越來越重視中日關系的日本人士不得不承認野田外交的失敗。這種失敗具體地體現在如下兩個新動向上：
其一，不少熟悉中日關系的日本人士，包括諸如自民黨政府前官房長官野中廣務，民主黨最高顧問、前財相藤井裕久等在內的前高官，終于打破沉默，表達了他們的憂慮。特別是對于當局一口否定中日兩國上一輩領導人“擱置爭議”的共識，進而否認兩國間存有領土爭議的說法，不少發言者認為，此舉既不符合事實，也不明智。
但認真分析之后也會發現，在批判野田拙劣外交、同時承認中日兩國存在領土紛爭的日本人士當中，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一種是真心希望中日回歸到1972年和1978年兩國領導人達成“擱置爭議”共識的原點，并主張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鄰國間的領土紛爭，從而化解這場危機。另一種則是在承認兩國“存有領土紛爭”的基礎上，主張以毅然態度堅持釣魚島是日本之國土，從而展開外交談判。在領土問題上一向比任何政黨(包括自民黨和民主黨)都要“前衛”與“愛國”的日本共產黨，這次表態承認兩國存有領土紛爭，便出自這后一種立場。
其二，試探與摸索新“擱置爭議論”的可能性。
所謂新“擱置爭議論”，是指日本在北京默許其“國有化”既成事實的基礎上，同意進一步加強實效統治的某些措施。倡議者多為日本的“穩健派”精英。據日本時事通訊社8月28日放出的風聲，針對釣魚島“國有化”問題，北京曾一度同意采取相對柔軟的對策，即只要日方答應在“國有化”之后維持現狀，遵守不登島、不在釣魚島海域進行資源調查、不在島上進行開發的“三不原則”，北京雖然會提出抗議，但將采取默許的態度。然而，這個有可能被日方解讀為默許“進一步、退半步”的三不條件，其情況正如前年日本以“國內法”拘留中國漁船與漁民，最終則連船長也被迫釋放的措施一般，據說并不被決心“一次到位”的野田政府所接受。
但在今年“9·11”之后到現在的諸多正面沖撞的博弈中，中日兩國可說是已經撕破臉皮，各自做好了出現最壞局面的心理準備。在這樣的形勢下，積極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擔心日本在外交上落到下風的日本“穩健派”的說客們，正在試探北京接受新“擱置爭議論”(包括此前日方刻意放出風聲的“三不條件”)的可能性。
針對日方以默許釣魚島“國有化”為前提的諸多新“擱置爭議”方案，長期以來習慣于“斗而不破”戰略，并將中日關系惡化的主因歸咎于“一小撮右翼勢力”的北京，會否輕易被東京“以柔克剛”的說客們所迷惑和打動？抑或借此良機換個思維方式，以“大局”(領土問題)為重，突破“斗而不破”(反正臉皮已被撕破)的框框，反守為攻，堅持外交部反復發表的聲明和原則，不承認“國有化”的所謂既成事實，即：讓中國海監船的巡航與漁船到相關海域從事漁業活動正常化、日常化，促使日方單方面宣稱的“沒有爭議”的東海紛爭，成為“有爭議的領土紛爭”的不爭事實。這，顯然是接下來各方視線之所在，也是中日雙方這回“過招”，何者更勝一籌的試金石與分水嶺。(卓南生 作者為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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