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常務助理國務卿伯恩斯15日訪問日本，日媒當天就迫不及待地發出美日“就共同應對中國達成一致”的報道。釣魚島議題延燒至今，實則成為日本投入到戰略決策天平上的砝碼，是日本對其戰略資本的主動運用，反映了日本影響美國決策的能力，這種危險動向應引起高度關注。

　　二戰以來，美國對日戰略賴以制定的基礎之一，是通過美日聯盟保障美國在東亞地區“介入”的利益。這一決策始于戰后“舊金山和約”的對日安排，其后見諸美日安保條約的簽署。60多年來，美國亞洲政策始終未偏離“把日本變成亞洲的英國”這一設想，目標是“使日本在戰略和行為上與美國完全一致”。這是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用中國領土“借花獻佛”，日本伺機“敲詐中國”的深層背景。

　　表面上，美日同盟是美主日從，但根據某種沒有明言的“潛規則”，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可相互制約，即美國只有在征得日本同意后才能使用在日本的軍事基地，進行戰爭。這一“潛規則”使日本可靈活地“根據其國內政治局勢所允許的程度(如右翼勢力上升)”，決定是否支持美國“進行地區干預”。反之，日本如果在政治上“沒有意愿”，美國也不能輕易插手。

　　2005年后，美國對日戰略賴以制定的基礎增加了一個因素，這就是美日將中國視為共同潛在敵人。該戰略觀點在美日內部出現過爭議，但從小布什第一任期《美國與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關系》研究報告，2006年美國國防部關于加強對中國戰略防范的《四年防衛評估報告》，以及2009年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看，這一決策在美日聯盟中的分量占據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