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因不滿金錢政治和選舉丑聞,美國民眾上街游行,抗議者高舉“我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標語。

　　本報記者 張朋輝攝

　　隨著11月選舉日的臨近,美國兩黨及其總統候選人都鉚足了勁籌款、投放廣告、引領議題、抹黑對手等。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報道大選進程,選舉新聞占據了大多數時政版面。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金錢政治、負面選舉特征更加突出,民眾對兩黨候選人的信心創新低。

　　金錢政治成為選舉標簽

　　前不久,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團隊宣布,他們在8月共為克林頓和民主黨籌得1.43億美元競選資金。9月初,克林頓團隊的資金賬戶上有1.52億美元現金可使用,而她籌集的競選資金總額已經超過4億美元。7月份,克林頓籌得9000萬美元,媒體當時就認為這是一個新的紀錄,不過這一紀錄沒有多久就被打破。

　　《大西洋月刊》刊發題為“克林頓有一大筆錢”的文章,稱“不管用什么標準來衡量,這都是一大筆現金”。克林頓8月籌集的資金比7月多50%,大大高于民主黨的籌款高手、現任總統奧巴馬在4年前同一月份籌集的資金。克林頓自參加競選以來,共參加超過400場籌款活動,平均約每天一場。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也沒閑著。在7月份,乘著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東風”,特朗普共籌得8200萬美元競選資金。記者訂閱了兩黨候選人的郵件,郵件中的一大主題就是“要錢”,請求選民捐款,真正的議題討論、政策說明少之又少。

　　手中握有大筆競選資金,花起來也是大手筆。克林頓陣營早在7月份就宣布投入2300萬美元在內華達、科羅拉多等“搖擺州”大做廣告。特朗普團隊則在8月29日宣布,將花費約1000萬美元在關鍵州投放競選廣告。來自俄亥俄州的羅絲·杰菲爾告訴本報記者:“幾十年來從未見過今年這種局面,金錢政治愈演愈烈,并且通過社交媒體等赤裸裸地暴露在公眾面前,黑幕、陰謀、交易,種種現象民眾絕對不能假裝沒有看見,但是我們無能為力。”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杰明·佩奇的研究表明,美國有錢人對政治決策的影響遠遠大于普通人。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受大公司和富裕階層的影響,以及華盛頓因“政治極化”和“否決政體”不斷出現政治僵局,不能回應民眾關切,引發公眾不滿。金錢對美國政治影響太大,應該減少金錢的作用,保障人們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提高選舉中的競爭性。

　　“負面競選”已然大行其道

　　美式選舉的策略主要有“正面競選”和“負面競選”兩種,前者指宣傳自己的主張以吸引選民,后者指攻擊對手,分化對方選民。今年“負面競選”尤其大行其道,兩黨主要候選人互相攻訐,嚴重偏離常規政治議題。

　　一方面,克林頓和特朗普都有丑聞曝出,“炒作”“失言”更如家常便飯。另一方面,一年多來,媒體連篇累牘跟蹤報道,甚至不惜“獵奇”,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吸引受眾。競選過程和媒體報道恰如一個“揭黑”鬧劇,真正與民眾利益相關的嚴肅議題鮮有人關注。

　　克林頓因在擔任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郵箱辦公成為共和黨抨擊的對象。“郵件門”出現后,克林頓不斷變換口徑,影響了她的公眾形象。在聯邦調查局公布調查結果后,美聯社、《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報》等美國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刊發了“事實檢驗”文章,把聯邦調查局的結論和克林頓之前的表態一一對照,發現諸多不實之處。除了使用私人郵箱,“郵件門”曝光的希拉里·克林頓同克林頓家族基金會捐贈者的關聯,也給克林頓帶來了麻煩。

　　除了這些與公共事務直接相關的事務,克林頓的健康問題也成為共和黨人炒作的對象。克林頓在公眾場合“走路搖擺”“面部肌肉抽搐”“咳嗽”也成為媒體顯要位置的“大新聞”。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主張也沒有得到多數選民青睞,尤其是他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一變再變,除了賺足眼球,對他的支持率沒有太大幫助,而民主黨對特朗普的攻擊也始終沒有停止。

　　特朗普參選總統后不久就宣稱,要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建“隔離墻”,并要求墨西哥政府“埋單”,以防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他還認為非法移民帶來了“犯罪”“毒品”,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和主張吸引了一部分共和黨選民支持,也引起了很多民眾的不安。

　　7月底后,特朗普支持率持續走低,他不得不口頭修正、“軟化”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先是表示“尚未作出決定”,后來又轉到原有立場,堅持要求非法移民應該先“遣送回國”,再通過正常途徑成為美國公民。

　　除了移民問題,他反對接受敘利亞難民,批評拉丁裔法官貢薩洛·庫列爾因其血統而“存在偏見”,指責巴基斯坦裔美國陣亡士兵“不應該進入美國”,都引起巨大爭議,甚至受到黨內強烈批評。

　　克林頓指責特朗普同美國“另類右翼”站在同一陣線,為他們代言。“另類右翼”不集中于某個具體議題,而是籠統主張白人至上。克林頓借此攻擊特朗普的競選建立在“偏見和偏執”之上。近年來,一些低學歷的白人收入下降,使得類似“白人至上”思想贏得一些市場。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選民的反應本質上是一種“民粹思想”的反映,“美國精英階層過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大多數公民的收入卻停滯不前,整個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出現了“代表性危機”,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了一個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們暗中操縱,不再真實反映大眾的利益訴求。

　　佩奇教授也持相似觀點。他分析稱,其實兩黨選民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對現狀不滿,只不過是民主黨內很大一部分人對美國的華爾街、大公司和華盛頓的當權者不滿,而共和黨內的中下層白人把不滿轉向非法移民這個“替罪羊”。

　　(本報華盛頓9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