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以來，在加拿大多地的天主教寄宿學校舊址陸續挖出了1100多具原住民兒童的遺骸。有證據表明，這些兒童在生前經歷了“長期的性侵犯、身體暴力和精神虐待”。持續發酵的這類事件，點燃了加拿大民眾的怒火，一座座天主教堂被付之一炬，一尊尊殖民者雕像轟然倒地。人們走上街頭，高喊“加拿大可恥”“勿以種族滅絕為榮”等口號，并呼吁取消“加拿大國慶日”。加拿大原住民議會負責人埃爾默·圣皮埃爾說：“我們應該把每年的加拿大國慶日作為原住民的哀悼日。”

　　一座座無名之墳，揭開的只是加拿大黑暗歷史的冰山一角。據調查，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加拿大政府強制將至少15萬名原住民兒童送入天主教寄宿學校。根據《印第安人法》1894年修訂版的規定，7至16歲的原住民兒童必須在寄宿學校接受“義務教育”——剪去他們的長發，禁止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并奉行自己的文化。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指出，加拿大政府的目的，是為殖民者掠奪原住民的土地和資源，并對他們實施“文化滅絕”。

　　實際上，殖民者對原住民的迫害遠不止于此。1876年出臺、幾經修改后仍然生效的《印第安人法》，就是幾個世紀以來加拿大原住民苦難史的見證。

　　“非印第安人”決定“印第安人”的命運

　　聯合國把所有世代生活于某一地區的部族稱為“土著”。所謂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是對除因紐特人和梅提斯人之外所有加拿大原住民(又稱“第一民族”)的統稱。這一至今仍在法律中使用的稱謂，飽含著“白人視角”的狹隘與傲慢——當哥倫布揣著西班牙國王頒發的“印度護照”、滿懷對“印度”的狂熱和想象踏上北美土地時，他把那里的原住民稱為“印第安人”，這個名詞隨后被整個歐洲采用。幾個世紀以來，盡管北美原住民和歐洲各國一樣，有著形形色色的語言、文化和民族，但在所有的歐洲語言中，他們都叫“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法》把“印第安人”分為三種：有身份的印第安人、沒有身份的印第安人、締約印第安人。根據該法案，只有加拿大聯邦政府備案的印第安人才被承認是印第安人，有資格享有某些法定權利和待遇。如果他們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或者喪失了身份，則無法享有原住民的權利和待遇。

　　加拿大對原住民的立法，卻沒有經過原住民的同意，甚至沒有原住民參與。加拿大“公共歷史機構”研究顧問約翰·萊斯利指出，《印第安人法》由“占主導地位”的殖民者制定，是加拿大政府單方面強加于原住民的不平等條款。

　　加拿大殖民者對原住民至高無上的控制權，在“保留地”規定中體現得尤為淋漓盡致。《印第安人法》雖然涉及原住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核心的是土地的歸屬和分配。《印第安人法》規定，印第安人保留地是“由女王陛下授予合法所有權、劃分給某一群體使用的土地”。原住民對自己的土地沒有合法所有權，要使用土地須獲得印第安人事務部的批準。

　　“合法”掠奪與歧視原住民

　　越來越多的殖民者來到這片土地后，對土地的爭奪也越來越激烈。殖民當局認為，建立“保留地”是解決原住民與外來者之間沖突的最好辦法。“很顯然，這樣做的動機，是將保護區之外的大片土地留給新來的殖民者。”加拿大土著基金會負責人艾琳·漢森說。

　　雖然殖民者口口聲聲地說，建立“保留地”的目的是“鼓勵土著群體從事農業生產”，但他們留給原住民的，往往是最不適合發展農業的土地，比如貧瘠的土地或多巖山地。與此同時，最肥沃的土地被殖民者迅速攫取。此外，加拿大政府有權以修建鐵路、電網和公路等公共設施為由，在未經原住民同意、也不提供補償的情況下征用“保留地”，讓“保留地”進一步支離破碎。而“保留地”區域的礦產、沿海水域和濕地等資源，也不歸原住民所有。

　　這種以法律之名行掠奪之實的行徑，激起了原住民的反抗。貧瘠逼仄的“保留地”無法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生存資源，更談不上發展空間。為了應付原住民的抗議，殖民當局1912年成立了所謂“麥肯納-麥克布萊德委員會”，對原住民“保留地”的情況進行調查。然而，該委員會卻根據“保留地”的“利用情況”進一步縮小了“保留地”的面積。正如加拿大地理學家科爾·哈里斯所說，“政府奪走了他們的大部分土地，把一小部分分給他們作為‘保留地’，然后又奪走了大部分‘保留地’。”

　　哈里斯指出，“保留地”制度不僅奪走了原住民的土地，而且摧毀了已經存續千百年的民族。原住民世世代代以狩獵為生的大家族聚居式生活，被殖民者強加于他們的以小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活方式取代。傳統社會分崩離析，生存資源嚴重短缺，許多原住民被迫離開家園，到城市謀生。然而，離開“保留地”意味著他們不得不放棄作為“印第安人”的身份和權利，在主流社會的排擠與同化中迷失自我，淪為城市“邊緣人”。

　　由西方殖民者制定的《印第安人法》，不僅體現了對原住民的百般迫害和歧視，還散發著“白人男性至上”思想的惡臭。根據該法案，有“印第安人”身份的女性如果嫁給沒有“印第安人”身份的男性，也會失去“印第安人”身份，失去“保留地”居住權和家庭財產繼承權。而且，如果她們在婚前沒有獲得“印第安人”身份，她們的孩子年滿21歲時將喪失“印第安人”身份。這一規定卻不適用于男性“印第安人”——即便他們與沒有“印第安人”身份的女性結婚，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認定，有關條款違反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損害了土著女性及其后代的文化權利。

　　殖民者把保留地當作垃圾場

　　時至今日，“保留地”仍然是加拿大原住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和精神家園；同時，“保留地”也是加拿大生存狀況最糟糕的地區。在一個個彼此孤立的社區，貧困、吸毒和自殺是普遍現象，失業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可以說，“保留地”是加拿大這個發達國家境內的“第三世界”。

　　除了資源匱乏、經濟落后，大部分“保留地”還面臨著嚴峻的環境問題。根據加拿大“聯邦污染地行動計劃”歷時15年調查后發布的一份報告，在“保留地”內發生的污染案件多達335起，受污染土地面積占“保留地”總面積的一半以上。這類案件的實際數字可能更高，因為報告并未把污染源不在“保留地”界內的案件計算在內。

　　歷史上，工業和企業對“保留地”的污染事件層出不窮。N'dilo是位于加拿大北斯拉維地區的一個原住民“保留地”，自從1948年大奴湖巨型金礦開工以來，該地區的砷含量急劇上升，僅1951年春天就有至少4名兒童死于砷中毒。該地區的砷污染問題到現在仍未得到解決，連一些學校和居民區土壤中的砷含量都在工業用地砷含量上限的3倍以上。

　　另一樁聳人聽聞的污染事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Grassy Narrows“保留地”發生的水銀污染事件。一家生產紙漿的工廠在該“保留地”河流的上游地區傾倒了10噸水銀，導致該地區漁業遭受重創，多人中毒身亡。加拿大聯邦政府一再拒絕治理河流污染，讓遺毒危害至今。2016年對安大略省魚類汞含量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Grassy Narrows地區食用魚類的水銀含量位居該省第一。面對外界的質疑和確鑿的證據，加拿大政府仍堅稱：“加拿大對環境污染有完善的識別、評價、修復和風險控制體系，完全符合聯合國公約的規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于自身在人權領域的累累罪行和斑斑劣跡，一向以“人權教師爺”自居的加拿大政府閉口不談、置若罔聞，卻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上以人權為幌子，帶頭對中國進行抹黑攻擊。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言，加拿大根本沒有資格對別國人權狀況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加方應正視自身在人權領域的嚴重問題，對歷史和世界作出應有的交代。

　　本報北京7月14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胡文利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