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12日電
看達賴集團的政教合一專制本質
益 多
近年來，達賴集團到處宣揚其“民主成就”，西方一些勢力也極力往達賴集團身上涂抹“民主”油彩，仿佛這個1959年因為反對西藏民主改革而發動武裝叛亂、背叛祖國的流亡集團，已經修煉成西方式民主的楷模。近來，十四世達賴喇嘛更煞有介事地宣稱他已經“半退休”了，將來還要“徹底退休”，把權力交給“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為此，十一月間達賴集團還在印度專門開了一個討論未來前途的“特別大會”。6天會議作出的決議卻是：“一致認為達賴喇嘛是境內外西藏人民的最高政教領袖”，“全體藏人一致尊重和支持達賴喇嘛在任何時候做出的任何決定”，“特別大會強烈呼吁達賴喇嘛不要退休或半退休，要繼續領導西藏人民”。一些人還苦苦請求達賴“不要發表半退休的聲明”，因為這會讓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泄氣”。在這一片“勸進”聲中，達賴一改幾天前的口風，堂而皇之地宣布“我不會退休”，將在“有生之年”為藏人工作。達賴的這套表演，使不明就里的人們大感驚訝。其實，對達賴集團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幾十年來達賴集團一直就是這樣干的，它的政教合一專制本質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一、苦心炮制達賴專制的“法理”
達賴集團叛逃五十年來，為了討好西方，也學得些許“三權分立”的詞藻，但這些詞藻的下面卻仍然是從舊西藏延續下來的達賴喇嘛至高無上的政教合一專制統治。1963年，達賴集團拋出所謂《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明確規定“西藏政府的主要職權由達賴喇嘛負責”。1991年又制定《西藏流亡藏人憲章》，其第三條規定，基于“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之良好傳統”，未來西藏政治是一個“政教合一、民主聯合的民眾國家”；第十九條規定，政府最高權力屬于達賴喇嘛所有，達賴喇嘛可以直接或通過所屬機構行使權力和傳達命令，并擁有國家元首名義的特別權力。第二十九條之第四項規定達賴喇嘛可以變更某個內閣大臣或首席大臣及整個內閣；第三十條規定，政府一切管理工作均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進行。第五十五條之第二項規定，議會休會期間，若發生重大緊急事件而必須采取措施時，達賴喇嘛經與議會常務會協商后，可以發布具法律效力的法令。此外，依據第九十七條和一百零一條的規定，達賴喇嘛還分別具有直接任命選舉事務署主管和審計署主管的權力。如此詳盡、系統的規定，為達賴獨攬大權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哪里還有半點“民主”的影子。
為了證明達賴獨裁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最美妙的”，以欺騙海外藏人服服帖帖地聽達賴的話，1993年，“西藏流亡政府”炮制出所謂《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的文件，為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涂脂抹粉，稱“過去的西藏社會絕不是中國所說的那樣極端殘酷與黑暗”，“社會制度的寬松可以與當時亞洲大部分地區相媲美”。2000年11月26日，達賴在達蘭薩拉舉行的“西藏政教合一”研討會上聲稱：“政教合一含義廣泛，如能照此實施，未來的西藏就會成為一個幸福的社會。”達賴在這個講話中還故意無視常識、混淆概念，拋出“西方如美國也是事實上的政教合一”理論，不惜把美國也拉下水。
今年11月，達賴集團在內部矛盾加劇的情況下召開“西藏前途特別大會”，再度為達賴維系專制統治“鋪平法理道路”。會議的“五項決定”的第一條要求達賴繼續擔當“西藏政教事業的領袖”；第二條又“特別強調”：“全體藏人”一致表示尊重和支持達賴喇嘛在任何時候做出的任何決定。上述種種“規定”或“決定”確保了達賴繼續大權獨攬的“合法性”。
二、濃厚的神權統治、家族統治色彩
達賴集團具有濃重的神權和僧人政治色彩。除了達賴本人是理所當然的“最高領袖”外，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桑東和“噶倫”次仁平措也是僧人，還有一個“噶倫”土登龍日也是達賴集團“瓦拉納西西藏高級佛學院”培養出來的。近年來作為達賴私人代表的甲日·洛迪是一名活佛，也曾擔任過“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倫”。現在，達賴集團的偽議會總共43名代表，根據他們的選舉辦法，其中有10個必須來自各教派。這樣的“民主”，也算一大景觀。
達賴集團無法脫掉其代表舊西藏封建農奴主殘余勢力的本色，舊貴族、大家族，尤其是達賴家族長期把持達賴集團核心權力。達賴自己是“最高政教領袖”，掌握最高權力。“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他兄弟姐妹7個，個個發達。大哥當才活佛曾擔任“駐紐約辦事處”、“駐日本辦事處”主任，全家在美定居。二哥嘉樂頓珠曾數次擔任“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是達賴集團中僅次于達賴的二號實力人物，他在印度新德里、噶倫堡、大吉嶺和中國香港等地均有私人住宅。三哥洛桑三旦長期任分管衛生的“噶倫”和藏醫院負責人，其妻子也官至“衛生部”秘書長。姐姐次仁卓瑪的丈夫達拉·平措扎西長期擔任分管“內政部”、“安全部”的“噶倫”。妹妹吉尊白瑪是“藏青會”創建人之一，數次出任“噶倫”，擔任設在印度的“西藏兒童村”總管46年，凡外國對達賴集團提供的援助，相當部分由她以“兒童村”的名義接收和支配。弟弟阿里活佛曾任“藏青會”第二任會長，并在“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當了5年軍官，退役后執掌達賴集團的權力運轉中樞——“達賴私人秘書處”。阿里活佛的夫人仁青康珠當過“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女兵連教導員，連任三屆“藏婦會”會長。1993年達賴改組“流亡政府”后，她擔任分管教育的“噶倫”達8年，那些想到歐美深造的在印藏人學生，大多需經她“審定”，這對于把出國留學做為最佳出路的流亡藏人學生來說，此人無疑是掌握了生殺大權。現在這一屆“流亡政府”的“噶倫”里，丹巴次仁是吉尊白瑪的丈夫，達拉·格桑央金是達拉·平措扎西的第二任妻子（次仁卓瑪已去世）。算一算，從“流亡政府”成立至今，十四世達賴家族中先后有7人擔任過“噶倫”和“首席噶倫”，其家族勢力之龐大超過了歷世達賴喇嘛。此外，現在在流亡集團中掌握重要權力的不少人均來自舊西藏大貴族、頭人家族。
三、對異己實施政治與宗教迫害
長期以來，達賴集團為了維系其專制統治，對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同意見者采取暗殺、毒害等手段，排除異己，殘酷實施政治與宗教迫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不聽其指揮的“十三集團”首領之一的貢塘楚臣和理塘·阿塔被暴力滅口，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功德林活佛在家中被刺成重傷，赤江和松布兩個年輕活佛遭到“死亡威脅”，這些暴力事件都與達賴集團有著直接的關系。曾經是達賴集團領導核心成員之一的其美澤仁出面證實：有10名藏人由于不同意達賴的意見而先后被暗殺。
在采取政治迫害的同時，達賴集團對宗教上的異己分子也實施了殘酷打壓。上世紀九十年代，達賴突然認為藏傳佛教信奉數百年的杰千修丹護法神是“親漢的惡魔”，“對西藏事業不利，對自己長壽不利”，杰千修丹信徒的厄運從此開始。1996年6月6日，根據達賴的要求，偽議會作出決議，凡在“流亡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團體以及各藏人社區、寺廟、學校的工作人員要嚴禁供奉杰千修丹。“流亡政府”和“達賴私人秘書處”也發出通知要求所有寺廟的僧人一律簽署保證書停止供奉杰千修丹，并威脅稱“繼續供奉的人將成為藏人社會的公敵”。隨后，“藏青會”、“藏婦會”充當打手，出動大批人員到藏人社區和寺廟搜查搗毀杰千修丹神像，砸窗戶、燒房屋，騷擾、毆打信徒，進行人身攻擊，使其不得安寧，制造多起流血事件，許多人被迫離家離寺逃走。由于達賴集團的迫害，2007年初，印度一些杰千修丹信徒上訴印度法院，控訴達賴迫害。今年達賴在國外活動時，遭到了杰千修丹信徒的“如影隨行”的強烈抗議，他們打出“你的微笑很迷人，但你的行為卻害人”的標語，并向世界新聞機構散發達賴大搞宗教迫害的材料，揭露達賴的“專制”、“獨裁”。
在這場世紀末的宗教迫害中，達賴盡其所能打擊、誣蔑在流亡藏人社區中屬于少數的杰千修丹信徒。盡管達賴把理由說得冠冕堂皇，然而西班牙記者J·C·杜斯一語道出了達賴的目的：“喇嘛斗喇嘛、神斗神，這場不乏威脅、陰謀、暗殺的血腥宗教戰爭背后，可能潛藏著操縱，不是宗教所為，而是一個封建君王企圖鏟除一名危險對手的操縱行為。”
四、“一切工作只為了取悅達賴喇嘛”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達賴喇嘛開始搞“民主試驗”，甚至還允許藏人成立“西藏共產黨”等組織以及開辦一些民間報紙，但一旦這些組織及報紙觸及一些外逃舊貴族的利益，恐嚇、威脅、“封口令”等就接踵而至，很快這些持批評意見的報紙和組織就銷聲匿跡了。
好在不是所有的事實都能掩蓋住的。達賴集團自己辦的《獨立》雜志1995年秋季號在封面上刊載了一幅漫畫《西藏民主的現狀》，畫了一個亭子，亭蓋標有“民主”字樣，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撐。“立法”之柱撐頂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頂，僅有“執法”一根柱子立地撐頂。雜志配發的社論說：“我們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府體制中的監督機構和制衡體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為了取悅達賴喇嘛，這是哪家的民主？”
2007年5月上旬，印度達蘭薩拉藏人與當地印度人因一起斗毆事件，發生嚴重對立與沖突，達賴集團與印度的關系驟然緊張。達賴集團辦的“白玉網”（又稱“故鄉網”）“不合時宜”地出現了《達蘭薩拉沖突：一個非藏人的反映》等多篇報道，對印度對待藏人的政策進行了猛烈抨擊，進一步激化了達賴集團與印度民眾的矛盾。為了緩解來自印度的壓力，達賴集團把一直以“獨立媒體”自居的“白玉網”拉來作“替罪羊”，迫使其撤下有關此次沖突的多篇報道以及相關評論，還向有關印度當地媒體發去道歉信，以息事寧人。以“民主成就”為傲的達賴集團對媒體及言論的管控可見一斑。
五、世界逐步認清達賴的專制統治真面目
盡管達賴以民主之名對其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全力進行“粉飾”，但世界正逐步認清其專制本質。德國《世界報》曾發表學者維克多·特里蒙迪和維克多利亞·特里蒙迪合寫的文章，批評德國人將達賴視為“新時代耶穌”。文章揭露，達賴盡管嘴上贊成民主，然而在法律和事實上，他作為流亡藏人首領的地位是無法通過選舉而被動搖的。文章還指出，達賴及其追隨者一直在遮掩喇嘛教的暴力、陰暗的一面，國際社會對此也不了解，因此達賴才會有機會向天真無知的西方人兜售西藏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謂的“人道主義價值觀”。
今年，達賴的活動多，講話多，給自己掙得了新的“名號”和評論。5月19日，德國《世界報》網站報道說，流亡僧人早已不都是達賴狂熱的追隨者，一些人還把達賴描述成“變色龍”、“獨裁者”和“披著僧侶外衣的政治家”，該報道進一步表示，“作為宗教和政治領導，達賴擁有絕對的權力，并不允許不同意見，這絕不是好事”，矛頭直指達賴的獨裁專制統治。5月23日英國媒體紛紛評論達賴到英國議會的“作證”。《泰晤士報》形容達賴是一個偉大的“蹩腳演員”、一個“戲劇喇嘛”，達賴只是一個“票房”，是追星族爭相追捧的對象。《每日郵報》說，也許達賴是一個來自遙遠山地王國的流亡政治人物，但他是一只“精明的鳥”（A Shrewd Bird），知道對于西方人而言，來自東方的宗教神秘色彩很受歡迎，達賴重復使用這一伎倆已長達數十年。10月9日，法國電視二臺播放了題為《達賴的軌跡》的專題報道，向法國觀眾揭露了達賴種種“鮮為人知”的陰暗面，其中介紹了達賴對其他教派的壓制和排斥，展現了達賴遭受抗議的鏡頭，并援引一名女抗議者的話，指責達賴是兩面派的政治人物。此前，法蘭西24臺也曾推出題為《達賴喇嘛的魔鬼》的特別報道，為觀眾“描述了”一個與他們想象中不同的達賴。
潮水退去以后，留下的只是沙子。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情況下，達賴還在達蘭薩拉的小鎮做著“政教領袖”的大夢，還幻想著有朝一日在西藏恢復由他一個人說了算的政教合一的“美妙制度”，其頑固本質可見一斑。奉勸達賴，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要落得個千古罵名，無顏去見歷世達賴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