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的楊未感覺有點跟不上這個行業的變化速度了。

　　他念大學那年，新浪微博才剛剛開始運營，新媒體還只是幾大門戶網站的代指，app、轉型、微信公號、H5，這些如今熱門的名詞都尚未出場。那時候，當記者看上去是一份可以奮斗終身的職業，而楊未也走了一條“傳統”之路，先實習，最終留在一家業內知名媒體。

　　某種程度上，楊未如今過上的正是自己上學時想要的生活：在一家業內知名的媒體，做一些堅硬無比、關乎公共利益的深度調查。可傳統媒體的好日子結束的實在太快，如今和業內的朋友們吃飯，楊未發現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轉型”、“創業”，而不再是“選題”。

　　媒體變局時代，新聞人都在想些什么，又面臨什么樣的困惑？2014年前后，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樣調查課題組聯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及多家新聞機構，在北京70家報刊、廣播電視、出版社等新聞出版機構開展了調研。

　　這次調研的對象是指年齡在16至35歲之間，與新聞媒體機構建立了人事或勞動關系者，包括記者、編輯、主持人、播音員等，不包括技術制作、專職攝像或攝影、后勤和行政人員等幕后工作人員。調研共發放問卷1300份，回收有效問卷1245份。

　　職業認同受沖擊，超六成受訪者想轉型

　　作為全國媒體行業的中心，北京共有中央在京媒體、北京地方媒體、外地媒體在京機構、國外媒體在京機構及北京市出版單位等新聞媒體出版單位總計約4000家，占全國新聞媒體出版單位近五成。

　　調研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的比例，推算北京市記者約有0.8萬人，編輯約有3.6萬人，播音主持約有0.1萬人，總計約4.5萬人。數據顯示，北京新聞媒體從業青年群體文化程度較高，教育程度為本科的比例最大，占60.1%；其次為研究生，占35.5%。畢業院校以北京地區的高等院校為主，占58.7%，北京以外高等院校占比33.0%，有國外留學人員經歷的比例不高，只占3.2%。從業青年大部分具有北京市戶籍，占62.2%。

　　媒體人轉型無疑是當下傳媒界最熱的話題，而團北京市委的調查則提供了更直觀的數據支撐：報告顯示，64.2%的受訪者有職業轉型的想法，其中36.6%的人想當大學教師。而只有19.6%的人想繼續從事新聞媒體這個行業。報告分析認為，新技術、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生存空間造成沖擊，從業青年面臨職業挑戰。

　　身處傳媒業之中，楊未更是能切身體會到這股“轉型”風：僅在上個月，他就有兩位新聞圈的朋友辭職離開了紙媒，其中一位去做了公關，另一位則去了新媒體。

　　2013年畢業的楊未正趕上傳統新聞業的萎縮和新媒體的崛起，他有時甚至覺得自己真的是進入了夕陽行業。畢業那年，學校里新聞學院的師弟師妹找實習還大多選擇傳統媒體，可今年，大多數人都去了騰訊、網易、搜狐等網絡公司。

　　楊未總體上還是珍惜這份工作帶給他的自由。他不需要坐班，可以自由安排采訪時間，同事之間的關系也很簡單。

　　這也和這次調查的總體數據相符。調查中，受訪者對職業穩定性滿意程度較高，對工作的整體評價“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的占到65%。對社會地位滿意程度“一般”以上超過84%，對職業聲望滿意程度“一般”以上超過87%。

　　今年年初的時候，楊未離開了原來的日報社，去了一家雜志做深度調查。他想換一個環境，嘗試一些新鮮的東西。

　　楊未不是沒想過離開，有前輩勸他，“這是一個賺錢的時代，不是一個做記者的時代”。可他既沒想好自己離開新聞業能做什么，也始終對新聞業古老而光榮的傳統念念不忘，覺得“新聞還沒有做夠”，沒有寫出讓自己滿意的稿子，還不到徹底離開這個行業的時候。

　　壓力源自工作與收入

　　團市委的調查認為，新聞從業青年普遍感覺面臨較強的競爭壓力，這種壓力是復合性的，但主要還是來自工作和經濟兩方面的壓力。

　　數據顯示，49.6%的人感到自己目前“壓力較大”或“壓力非常大”，認為“沒有壓力”或“壓力很小”的僅占12.6%。其中，工作方面的壓力占到39.7%，經濟方面的壓力占32%，是最主要的兩個方面。

　　調查顯示，新聞媒體從業者從事的是高強度的、腦力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工作。工作8小時到10小時的占53.9%，超過10小時的占13%，在大多數媒體中超時加班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上班加上往返通勤，超過50%的人每天要超過12個小時。

　　受訪者中40.4%的人認為自己“比較健康”或“非常健康”，認為自己“一般健康”的占47.7%。“身心狀態感覺比較疲憊”的占38.6%，“感覺很疲憊”的占7.7%。調查顯示，新聞媒體從業青年高強度的工作壓力和奔波的工作性質使很多人無法擁有規律的作息時間，無法按時就餐，處于“亞健康”狀態。

　　26歲的林遠在一家全國媒體做突發調查類記者已經快3年了，每當接到選題，他總是會進入焦慮狀態。雖然不用坐班，可一旦哪出了事兒，他總是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到達現場。剛剛工作的時候，他一度連續出了快一個月的差，熬夜寫稿更是家常便飯。

　　工作久了，林遠覺得自己好像進入了瓶頸期，大多數題材對于記者來說都顯得不那么新鮮，拿到線索，他一打眼就能看出大概最后的稿子會是什么樣子。寫稿好像只是為了填版，有時候，他甚至覺得自己有些失去做記者最重要的好奇心了。

　　經濟上的壓力也日益凸顯了出來。前一段時間，趁著國家房地產政策的調整，林遠抽空看了看北京五環邊上的房子，可無論怎么算，自己的稿費好像跟買房都還有挺大的差距。

　　“干新聞就別想掙錢”，早在實習的時候，前輩就告誡過他新聞不是個掙錢的行當。那時候的林遠還并不是很理解這句話，剛剛工作那會，因為寫的拼命，稅前過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對于那時的林遠來說，能做一份喜歡的工作，還有“這么高”的收入，他很滿意。

　　可工作3年，林遠發現自己的收入基本沒有什么改變。實際上，在大多數媒體實行的底薪加稿費制度下，記者的收入缺少成長性。老記者寫稿少，收入不如新記者是常有的事兒。

　　林遠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物質的人，可他確實越來越在乎稿費和收入。這恰與團市委的調查結論相符，調查顯示，有50.1%的人表示，當初進入新聞業，是為了實現新聞理想和推動社會進步，只有17.6%的人是為掙錢而選擇從事新聞行業。

　　但同時，31.2%的人選擇了不滿意或是非常不滿意自己的經濟收入；問及“影響工作積極性的因素”時，有71.1%的青年新聞從業者表示是“薪酬”，35.3%選擇改善新聞從業者的收入水平是最能促進中國新聞業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

　　不久之前，林遠的朋友圈被一篇名為《普利策獎新晉得主，無錢付房租轉行做公關！》的新聞刷了屏，他很喜歡這篇新聞結尾作者提出的問題，“那么，這究竟是新聞業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楊未 林遠為化名）

　　 記者 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