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內公布數據：贊成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民眾達八成。

　　兩岸的事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可真復雜。坐在一起談談，就走過了近40年的漫漫長路。早在1955年的印尼萬隆亞非政府首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就向世界傳達了愿意討論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的意愿，又在1963年提出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安排，這一系列對臺政策系統化地呈現在1979年的《告臺灣同胞書》中：“首先應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可惜大陸一直沒有得到臺當局回應，1979年，蔣經國仍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來回應“三通”。

　　但民意蓄勢欲發。筆者聽到過的一個小故事是那個大背景的濃縮，臺灣的一個公務員團隊途經香港，其中一位晚上偷偷到飯店總臺寄信到大陸尋親，沒想到突遇自己的處長，他嚇得反復解釋，那位處長說：“你什么也別說，我什么都沒看見。”寄信人回到臺灣惴惴不安，半年后平安無事才平靜下來，從此他視那位處長為終生好友。“要知道，如果他告發我，我就是‘通匪’啊，要坐牢的。”

　　尋親是常情，老兵把“想家”二字寫在背上是被壓抑的常情的宣泄。1987年，蔣經國離世前終于開放老兵回鄉探親，自此，兩岸的鐵門拉開，探親、觀光、做生意的人絡繹于途。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1993年，兩岸經由海協會和海基會首次坐在談判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