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吳念真在講座現(xiàn)場。當(dāng)日，以“這些故事　那些大師”為主題的講座在北京電影學(xué)院舉行，臺灣文化大師吳念真、金像獎最佳編劇徐皓峰、編劇史航進行了精彩的對談講座。新華社記者肖瀟 攝

　　被稱為“臺灣最會講故事的人”的吳念真，在回答每一個問題的時候，都會用故事來回答。

　　在兩個小時的活動和一個小時的采訪中，他講了40多個故事。他不喜歡直接用一兩句話回答別人的問題，而是喜歡用故事里的道理讓聽者慢慢體會。

　　他有三重身份，編劇、導(dǎo)演、演員。這三個身份都圍繞故事展開。他是著名導(dǎo)演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五次榮獲臺灣金馬獎最佳編劇，主演了由著名導(dǎo)演楊德昌執(zhí)導(dǎo)的電影《一一》，并自己導(dǎo)演了親情電影《多桑》。他身后跟著長長的榮譽單。2015年1月，他執(zhí)導(dǎo)的舞臺劇《臺北上午零時》即將來到北京首演。

　　“這一二十年來特別大的一個好處是，因為所有人知道我的行業(yè)是什么，又覺得我這人沒有什么攻擊性，小小的，所以他們很愿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我走到哪里都是，‘吳導(dǎo)，我講個故事給你聽，長長的……’”吳念真說。

　　他穿著一件柔軟的深色毛衣，露出襯衣衣領(lǐng)。眼鏡后面，是一雙始終在和故事打交道的眼睛。

　　生命經(jīng)驗的交換

　　在吳念真眼中，“沒有讀過很多書，或是生命經(jīng)驗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達的人”，講故事更好聽，因為他們講故事的原因是“這個東西一定非常觸動他”

　　吳念真相信，“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一個人的生命經(jīng)驗不夠，但是很多人匯集之后，生命一下子擴展了。”他常常用“生命經(jīng)驗的交換”來描述講故事這件事。

　　“他們很愿意共享，你就安靜聽嘛。”吳念真很愿意收集故事。在他眼中，“沒有讀過很多書，或是生命經(jīng)驗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達的人”，講故事更好聽，因為他們講故事的原因是“這個東西一定非常觸動他”。

　　從小體弱多病的吳念真，運動方面沒有辦法贏人家，所以就很會念書，成績很好，但他很小的時候就不喜歡跟小孩子講話，而是覺得“大人的故事太豐富了”。

　　他的父親是礦工，小小的吳念真很喜歡跟工人們聊天，來自臺灣各地的礦工為他打開另一個書本之外的世界。

　　“我6歲時是在聽這個。再看那時候的課本都是什么郊游，好無聊幼稚啊。”所以，他每次升了新的年級，新老師都會問他的作文是從哪里抄的。

　　到了初中畢業(yè)，他就跟爸爸媽媽說不想念書了，因為“不想看到他們到處借學(xué)費”。16歲的吳念真一個人到臺北工作，“那時候社會給了我很多很棒的東西”。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故事里學(xué)習(xí)，“人跟人接觸的過程，你才會體會到另外一個生命經(jīng)驗的溫度”。他說，自己更想當(dāng)一個“轉(zhuǎn)述者”，而非“創(chuàng)作者”。

　　他用“意外”來形容自己一路走來，成為編劇、演員和導(dǎo)演。

　　吳念真在臺北工作到18歲開始念“夜間部”，之后當(dāng)了三年兵，然后考了大學(xué)，讀會計系。讀書時開始在報紙雜志上寫東西。

　　“就有人說，我寫的小說很像劇本，因為通常只寫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發(fā)生什么事，要講什么話，沒有作者跑出來講很多屁話:‘生命就是一種無窮盡的累積過程……’”吳念真回憶道。

　　于是他的朋友就問他要不要當(dāng)編劇。“寫寫就寫得還不錯，然后就這樣當(dāng)了編劇。當(dāng)了之后，就待在那個地方了，然后待待待待待……”他笑道。

　　后來，他寫了關(guān)于爸爸的故事，寫完之后拿給侯孝賢看，侯孝賢說“自己的爸爸自己導(dǎo)”，于是他成了《多桑》的導(dǎo)演。

　　成為演員，是因為楊德昌拿著寫了“NJ(念真)”的劇本給他改，“那個人的角色我一看，是蠻有意思的，因為跟我的年齡也差不多，整個心境也差不多”。

　　改著改著就更像他，于是楊德昌就讓他演，還對他說:“你不覺得我寫的這個性格是跟你一樣嗎?就是很壓抑，做什么就要做好，看起來很老實的樣子，然后很多哀怨不敢說。”后來，他接了這部電影。

　　吳念真還曾拍攝一個電視節(jié)目，叫做“臺灣念真情”，重播十余年，節(jié)目被整理成書，也在大陸出版，書中的種種人間邂逅也成為他電影和小說的現(xiàn)實來源。

　　他在11月底與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生的對談中說，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者，最需要的是，“幾個人坐下來相互沖撞，把自己的整個生命經(jīng)驗做一個最誠實的交換”。

　　吳念真在交換生命的時候，會很容易進入到故事里。他在禮堂里講述了自己弟弟去世后的一件事。他說，給弟弟辦葬禮的時候，根據(jù)習(xí)俗，要用兩個硬幣招魂，扔下去，一個朝上，一個朝下，就表示弟弟的魂魄同意回來。可不論他怎么嘗試，都不能成功。

　　在一旁的道士教他，說你跪下來求他，請他回來。吳念真開始大罵:“我為什么要跪下來，我沒有跪下來的理由。你是我弟弟哎，是你要幫我辦喪事才對，我還要幫你辦喪事，我現(xiàn)在還要跟你跪下來求你回來!你不要回來了!”

　　禮堂里非常寂靜，他的聲音是唯一的，并哽咽顫抖起來。

　　有人問他是否會將弟弟的故事拍成電影，像《多桑》一樣。吳念真說:“每個人的生命過程里面都有很多不堪，都有很多痛，那也不一定很多事情都可以拍電影嘛。”

　　“霧散了，景物終于清晰起來了，但為什么都含著淚呢。”在場的另一位嘉賓，編劇、影評人史航，用吳念真的這句日式俳句來形容吳念真。

　　點穴

　　曾經(jīng)有一個媽媽把她最大的心酸與秘密在心里掩蓋了幾十年，而一部電影讓她講出來了，這件事讓吳念真找到了創(chuàng)作者的意義

　　史航說，每次吳念真的一點點細節(jié)都是像“點穴”一樣。“你如果讀到那里，就會被點住穴道。過了幾年你再讀，你想躲閃一下，還是那個地方被點中穴道。”

　　他的書，他的電影，都是這樣。

　　當(dāng)記者問到，點穴是技巧還是直覺的時候，吳念真說，是因為他找到了一種“描述的方式”。

　　他的描述方式始自小時候念報紙給鄰居聽的經(jīng)歷。因為報紙文字與講話的語言相差很大，他就會先讀懂文章，再用講故事的方式講給鄰居聽。

　　吳念真批評現(xiàn)在的電影人，“又要商業(yè)，又要帶一些藝術(shù)的使命，好可怕哦”，而編劇的最先的動機已經(jīng)看不到了。

　　“你為什么不用最初的那種感覺去拍?最初的感覺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用電影展現(xiàn)可以讓更多人享受到我希望的情感。”他說。

　　他很珍惜和侯孝賢的整個工作過程，“就是那么純真的一個概念而已”。

　　在講到他為侯孝賢編劇的電影《悲情城市》的時候，吳念真說，之所以要做這樣一部關(guān)于“二二八事件”的電影，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電影是可以講的，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出來講”。

　　吳念真的一位朋友曾打電話對他說:“念真，謝謝你，我以前很看不起你制作的那種電影，但我媽媽昨天去看了《悲情城市》，看完之后昨天晚上給我們講了一大堆故事，我才知道，我們曾經(jīng)有一個舅舅死掉了，就在‘二二八’過程中被槍斃，因為是家族最大的禁忌，所以不能講。”

　　這位媽媽看過《悲情城市》后覺得終于可以講了，所以，“哭了一個晚上啊，描述那個舅舅的故事給他們聽”。

　　吳念真覺得，曾經(jīng)有一個媽媽把她最大的心酸與秘密在心里掩蓋了幾十年，而一部電影讓她講出來了。這件事讓他找到了創(chuàng)作者的意義。

　　這部拍攝于1989年的影片斬獲了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金獅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獎、西阿克特別獎和第26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dǎo)演獎。

　　“我覺得人生里面最珍惜的，還是你曾經(jīng)遇過的人，跟那些事情留給你的感動吧。”吳念真說。

　　講給每一個人的故事

　　吳念真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為人性的本質(zhì)是相通的

　　當(dāng)吳念真做過很多電影之后，也開始“偏愛舞臺劇”。

　　“話劇讓你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己跟觀眾是那么的接近。”他瞇起眼睛，“你甚至可以從他們的那種輕微的聲音中，去感受他們有沒有進入故事的狀態(tài)。”

　　他認為，這對演員來說是一種最大的挑戰(zhàn)，對他自己來說也非常辛苦，但是“它反過來讓你有一種過癮”，那就是“享受到那種人跟人之間最大的那種溝通的快樂”。

　　他做電影，就是希望通過電影去獲得最大的共鳴，而舞臺劇給他的感受是同樣的。

　　此外，舞臺劇對寫作有“一種極大的限制”，要在僅有的場景里完成更多東西。吳念真引用侯孝賢的一句話:“找到限制，就找到自由。”

　　臺灣的舞臺劇曾一度走向看不懂的階段，吳念真形容，“越看越別扭，但是看完之后還要鼓掌，那個掌聲都很迷惑”。他就想，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把觀眾做大。

　　“讓戲劇的過程不是那么陽春白雪，要從大家可以理解的做起。”吳念真的理念，是“講故事給每一個人聽”。

　　他希望，有一天，話劇可以有七十幾歲、六十幾歲、五十幾歲和十幾歲的觀眾一起看，大家都看得很感動。

　　1983年，他看到賴聲川帶學(xué)生演出的一個舞臺劇。劇中人物講述了一個很生活的故事。“我在那邊看，邊哭出來。就覺得，對啊，可以這樣子啊，變成一種生活的一部分。”吳念真說。

　　后來，在劇團的要求下，他開始創(chuàng)作舞臺劇《人間條件系列》，在舞臺上講生活中的話，人們天天都會聽到的對話和看到的場景。“就這樣弄弄弄，弄到今年，現(xiàn)在還在演，是這個整個系列的第六集”。

　　這次，他選擇把人間系列的第三部帶到大陸。這部戲講述三個年輕人在城市工作中的愛情和情誼，因為這樣的故事“大家都懂”。

　　他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為人性的本質(zhì)是相通的。他還希望找到兩岸觀眾都能有共鳴的故事，甚至他還為這個系列的第七部找到了主題:臺商。

　　對于這樣一個群體來說，“只可惜異鄉(xiāng)變故鄉(xiāng)，故鄉(xiāng)變異鄉(xiāng)”。吳念真說，他認識很多臺商，收集了很多故事。“我記得常常會出現(xiàn)那種奇怪的詞。臺商回到臺灣就會喊:‘師傅!’那個司機就回頭，‘你大陸回來的?’”講完吳念真就大笑。

　　在他的故事里，有眼淚，也有歡笑，他說自己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相信“未來不會比現(xiàn)在差”，但前提是“要很用力”。

　　他也發(fā)現(xiàn)自己體內(nèi)的“黑色幽默”，認為“人生其實最奇妙的東西是這個”。

　　“就像我朋友說的，他用五年的時間追求一個女的，結(jié)婚兩年開始每天越來越恨她，然后第五年的時候離婚。我說這個追求的時間跟舍棄的時間差不多，而且中間慘遭蹂躪對不對?”他笑道。

　　“其實人生也是一樣啊，不是這樣子嗎，就是哭哭笑笑中間這樣過的。人生就是有悲有喜嘛。”他說。（記者姬少亭、韓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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