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在臺灣 一次鮮為人知的演講

　　見諸報端最少卻又聲名遠揚的學術大家

　　在那些塵封已久的舊報刊中，往往有著許多至今不為人知的史料，常常有著不少至今尚未發現的史事之記載。

　　錢鐘書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錢鐘書集》業已出版、再版、重版多年，其著述篇目業已為讀者所熟悉。那么，錢氏會不會亦有一些“集外文”與“佚文”之類的稀見史料，散落湮沒于舊報刊之中呢？

　　長期以來，筆者通過搜集與整理散落在舊報刊中的“佚文”與“逸事”，不但對自身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多“新鮮”與“鮮活”的史料，也多次發現《魯迅全集》《胡適全集》《蔡元培全集》《劉文典全集》《沈從文全集》《徐志摩全集》等諸多近現代名人全集失收的相關文獻。

　　遺憾的是，除了發現《清華周刊》上有一些零星“少作”，且皆已輯入其文集之外，其余關涉錢鐘書的“佚文”乃至相關報道，都少之又少，幾近于無。這樣的情形，與錢先生專心學術、傾心治學而少有社會活動，更少有公開發表言論有直接的關系。可以說，錢鐘書乃見諸報端最少卻又聲名遠揚的學術大家，也是著述極其豐富卻又最難于從舊報刊中“輯佚”的著名學者。

　　不過，截至目前，筆者亦有一次頗感幸運的意外之獲。那就是偶然在一份1948年4月14日的《東南日報》之上，尋獲了一篇題為《錢鐘書在臺大演講》的報道。

　　2020年，乃是錢鐘書先生110周年誕辰，這一篇70年前的錢先生遠赴臺灣演講之報道，竟于故紙堆中悄然浮現，令人唏噓。謹以此文，懷念先生。

　　赴臺演講談《中國詩與中國畫》

　　關于錢鐘書早年演講活動的史料，可謂少之又少，更何況這還是其早年遠渡臺灣的一次演講，實在是聞所未聞，其研究價值自不待言。其原文如下：

　　錢鐘書先生，本月一日上午十時在臺灣臺大法學院作專題講演。講題是：《中國詩與中國畫》。他含笑向聽眾說道：我并不想估定中國舊詩或舊畫的價值，我只想說明中國傳統批評對于詩和畫的比較估價。我們研究批評史，還是為了我們自己要批評，我們要了解一個作者而予以評判，有時也該知道旁人對于這個作者的意見。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一種風氣之下創作，這個風氣影響到他材料的取舍，標準的高低，給予他以機會，而同時也限制了他的范圍，就是反對這種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推動，因為他不得另開路徑，來避免他所厭惡的風氣。所以風氣是創造上的潛勢力，也是作品的背景，而從作品本身往往看不出來。只有讀作者同時一般人對于他作品的批評。看他們有什么貶責，有什么贊美，有什么標準和要求，我們才明白作者周遭的風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從飛沙麥浪里看時了（解）風的姿態，一時期的風氣經過長期而能保持，無根本的變動就是傳統；傳統常常在活動，一面把規律定得嚴，限止新風氣的產生，一面把規律定得松，可收容新風氣。假如這新風氣和舊傳統太相抵觸了，于是文藝思想上就起了革命。新的風氣和新的教育增進了人類的健忘，我們對于該傳統中的作品當然可作更客觀的批評，這種批評也許對于藝術家有新的認識，對于現代更有現實性——所謂不朽的藝術不就是繼續有現實性，經得起重新估價的作品么？

　　詩跟畫是姊妹藝術，有些人進一步以為詩畫不但是姊妹，并且是孿生的姊妹，張浮休《畫墁集》卷一《紱（跋）百之詩畫》云：“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說到這里，錢先生又舉例說：歐陽修《盤車圖》詩說：“古畫畫意不盡形，梅詩詠物無遁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這意思就是說，若要看跡象，讀畫反不如詠詩，因為詩倒具所本有的功用。這種“出位之思”，當然不限于藝術，若照近代心析學派的說法，藝術家的挑選某種材料來作為表現的媒介，根本是“出位”的心理補償。這個意思在諾娃利史Novails 的《碎錦集》Fragmenet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條里早說明了。

　　錢先生對于“即詩即畫”“詩畫一律”，都詳征細剖，以證明：中國詩畫品評標準似相同而實相反，詩畫兩藝術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越俎代謀之勢，并引西方美學及文評家之說，以資考鏡。

　　上述近千字的報道，嚴格說來，只是對錢鐘書演講內容的概要性質的簡述，并不是完整詳盡的記錄稿。不過，僅從此報道的基本內容來考察，也至少透露了兩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信息。

　　撰文在先，一年后才有同題演講

　　其一，1948年4月1日上午10時，時年38歲的錢鐘書在臺灣大學作了一場題為《中國詩與中國畫》的演講，這對于研究錢先生生平乃至編訂年譜，自有助益。其二，《中國詩與中國畫》的演講，是在錢先生撰成《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開宣講，為此做一番文本與演講內容上的比較研究，及至將這一比較研究納入錢氏學術思想的演進歷程的考察，都是令人頗感興味的話題。

　　一般讀者及研究者接觸到《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大多是通過《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初版），此書迭經多次再版重印，流傳漸廣。《七綴集》乃是錢鐘書將其非常重視的七篇舊文結集而成，《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居于書中首位，發表時間也屬其中最早者。

　　事實上，在輯入《七綴集》之前，《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又曾輯入《舊文四篇》（上海古籍書店，1979年初版）。據此書錢先生所撰“卷頭語”，可知《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最早乃是發表在《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的，初版時間為1947年3月。

　　溯源至此，可知《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至遲于1947年初即已完稿。一年之后，1948年4月1日，錢鐘書選擇以此文內容為基本框架，遠赴臺灣大學作同主題演講，足見其對此文的重視。此次演講，仿佛是《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的“縮寫版”，且是由錢氏遠赴臺灣，現場宣講出來的“縮寫版”，真真是此文諸多版本中最彌足珍貴的一種。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講演報道發表在《東南日報》第二版“長春”欄目，該欄目是由上海總社陳向平主編的。當時，這一報道通過《東南日報》公開發布，而該報在上海、杭州兩地又同時發行，因此在當時整個東南地區應當都產生過一定的社會影響。說到這里，就有必要簡略說明一下當時《東南日報》總社在上海，分社設在杭州的歷史背景了。

　　據考，《東南日報》前身為《杭州民國日報》，初創于1927年3月，本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機關報，后經過體制革新，成立董事會、監事會，成為公私合營的報紙。1934年4月更名為《東南日報》。1937年11月中旬，因日軍即將侵占杭州，《東南日報》被迫西遷金華繼續出版。1942年5月，金華淪陷前，分兩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麗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輾轉到了福建南平，創辦“南平版”。抗戰勝利后，《東南日報》分兩路復刊，“云和版”回杭州繼續出版，成為分社；“南平版”則遷到上海，作為總社。可以看到，抗戰前后，《東南日報》的組織架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文并供圖/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