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5周年。昨天，北京文史館館員、民俗專家趙書介紹，北京的國慶活動，經歷了從游行到游園的變化。
1953年
上午游行下午跳集體舞
趙書說，他第一次參加國慶的活動是1953年的國慶游行。他和同伴們作為“觀禮隊伍”成員，手舉象征春天的“桃花”，站在天安門廣場上。
“游行結束后，我們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擁向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微笑著走到城臺角向大家招手。當時，能參加國慶游行是一種政治榮譽，全家都覺得光榮。由于要在廣場上站3個小時，所以除了必須是少先隊員，還要有政治條件和身體條件。”趙書說，許多同學上午參加群眾游行，中午走回家休息，下午6點又跑回廣場，參加跳集體舞。
趙書稱，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正在排練的游行隊伍停止練隊。此后，國慶節不再年年組織群眾游行，直到1984年國慶55周年，才舉行國慶群眾游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逢“大年”組織集體游園
趙書說，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國慶節開始有了游園活動。活動主要是在中山公園舉行，參加的人要憑請柬入園。
中山公園副園長楊明介紹，中山公園對于“十一”國慶活動的準備，分“大年”和“小年”。其中每逢“5”、“0”的國慶，根據北京市政府統一安排，就會舉行比較隆重的游園活動，比如新中國成立50周年，55周年等。而其他年份則屬于“小年”，游園活動比大年要少一些。
“一般‘大年’，會搭建舞臺進行文藝演出，‘小年’時主要是環境布置，擺放鮮花。”楊明進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碰上‘大年’，國慶游園都是單位、學校組織集體來游園，不單獨向個人售票。”
講述
1965年
專注敲鼓沒看城樓
講述者：陳寶立（插隊知青、作家）
1965年“十一”，我正上初三，是學校鼓號隊的小鼓手。那天一大早，我們就在東單的一條胡同集結，準備參加天安門國慶游行。周圍是各個工廠的彩車，記得鋼鐵廠的彩車是一個煉鋼爐的造型。游行開始了，我全神貫注地敲鼓，都沒抬頭看一眼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家領導人。等到隊伍走到西單，我們就解散。
下午，我們又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跳舞。每個單位有自己的一塊地，大家圍成一個大圈，里面是一個小圈，一起跳集體舞。那時，男生一般都是白上衣藍色短褲，女生穿的都是花裙子，上身是白襯衣，再套一件小毛衣，腳上穿著小皮鞋或白球鞋。跳起舞來，裙子隨著轉動飛舞，特別好看。
1968年
聽著紅歌跳起舞
講述者：秦杰（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
1968年“十一”國慶，正值“文革”初期。我們晚上6:30進入天安門廣場跳舞活動，跳的舞主要是《北京的金山上》和少數民族同胞為解放軍戰士洗衣服的《洗衣歌》，直到10:30散場。那時，參加跳舞的學生是要政審的，活動中就連上廁所也有相應的規定。
那次活動很難忘，加上我是10月生人，此后我特別注意收藏“國慶”題材的收藏品，包括開國大典的請柬、1952年9月30日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的招待會請柬、多個年份的天安門廣場兩側觀禮臺胸條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財富。（看到它們）我仿佛到盛典現場、走進受閱隊伍……
1985年
游園玩上電動飛機
講述者：王萌（北京娛樂信報記者）
1985年，我曾參加了在中山公園的國慶游園。那里的電動小飛機是新裝的，在當時的北京公園里很罕見的，可以說是當時最“潮”的游樂設施，要排很長時間的隊才能玩上。那時家長不會一直跟在孩子后照看，而是在不遠的地方等著。結果，我玩完滑梯后，發現找不到我媽了。旁邊一個小男孩跟我說，有個地方是專幫孩子找媽媽的，就領著我去了廣播站。廣播播出不久，我媽媽就找到我了。結果那天我跟我媽走失了三次，第三次去廣播站時，工作人員看見我直樂：“你怎么又來了？”
那會兒，大家的防范意識沒有現在這么高，可能是壞人沒現在多。
1999年
廣場翻花充滿自豪感
講述者：曹哲偉（廣發銀行北京分行高級經理）
1999年50周年國慶慶典當天，我和同學在廣場上做“花海背景”，根據廣場北側燈桿上綁的紅綠燈信號，翻花、拼各種圖案。
其實翻花很簡單，但要根據信號把不同顏色的紙花“翻得”整齊劃一，我們之前練習了4個月。那會兒我在師大二附中上高三，學業非常緊張，但每天下午都要練習。還有好幾次晚上去天安門廣場彩排，凌晨才回家。但是能參加這個活動非常自豪的，現在想起來，覺得這個機會太珍貴了，能展現自己、展現國家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