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我最初接觸是在1946年，那個時候是在草叢里學的，是在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組織的秘密讀書會里學的，到1947年因為北京的地下黨為了防止當時的地下組織被破壞，決定把當時的黨的外圍組織的名稱根據不同的單位、不同的部門分別的用不同的名義來分散這些組織成為不同的名稱的外圍組織。所以當時的北平一專就由進步青年聯盟改成了進步藝術青年聯盟，我們就在這個進步藝術青年聯盟里面引用了我們當時學習《講話》中間的一段話，那段話我記得大概是一方面，人民受凍受餓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像這樣一些日常的現象在人們看來已經很平淡的現象中，作為藝術就是要把它這種平淡的現象集中起來加以典型化做成作品，使人民警醒起來、感奮起來，來改變他生活的現狀。

　　這樣一段話引到了這個文章里面，這之后對我一生最大的一次影響就是在1949年下半年，北平解放以后在中央美術學院的禮堂有一個展覽，這個展覽是展覽解放區的一些美術作品，這個展覽會場上有一條標語，是白顏色的戳在中間，這條標語上寫的是“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到群眾中去，長期的、無條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農兵群眾中區，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去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勢，一切生動的文學藝術的原始材料中去，只有這樣，才能夠進入藝術創作的過程”，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一段話影響了我一生，我遵循主席的這一段講話，我去了朝鮮戰場，我多次深入到工廠特別是煤礦，當然也因此我畫了一些煤礦題材的畫，在文化大革命挨批了，只要有可能我就去邊疆、去少數民族地區。我覺得我是一生受益，在這個過程中間從生活到藝術雖然充滿了艱辛，但是我得到了是一個最大的享受，我覺得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最大的享受是來自在生活中間的感動，是來自他對這些普通人的理解和尊重和對他們的愛，雖然我現在年紀大了，但是我的這種心情依然時常處在這樣的一種感情下，包括512地震以后，地震爆發的第三天，我就向同學們說，我們要畫一張畫，這張畫叫《抗震壯歌》，我們要把它做成陶瓷壁畫送給災區人民，這是我們的責任，于是我的學生和我美術學院的同事，大家沒有動員，只有深深的感動，沒有日夜，工作沒有輕重也沒有老少，幾個月連續的創作，鋪天蓋地在那里畫了180米長、2．4米高的大畫，最后又用兩年的時間把它轉到陶瓷上，這一切大家完全都是百分百義務的，毫不講條件的。

　　所以在前幾天地震四周年的時候能夠送給四川人民，我在那里就講了兩個字，就是感謝兩個字，在四川地震的整個過程中從黨中央到四川的人民到救災中間的那些兒童，他們所表現出來這樣一種偉大的精神，就說明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基因還在我們人民的血脈中間流著，為人民獻生，為人民服務這樣一個美德和這樣一種革命精神，到現在還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高的道德和標準。我很感動，我說你們給了我信心，說實在的我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很多事情我不是沒有憂慮的，但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精神使我和我的團隊得到了一種信念，我們要永遠自覺地用我們的畫筆為人民服務，為時代放歌。

　　我想這就是我們要感謝四川人民的地方，這樣的一種心情在我們這一代人心理是抹不掉的，有的人說包括我的女兒說老爸你怎么老是作為一個共產黨的老兵，老忘不了為政治服務，我說我們的藝術就是這樣，毛主席引了列寧的話，“是革命的一個齒輪和螺絲釘”，而且我這種心情一直擴大到對歷史的關注和對國際的關注。前些天我這個腦子里睡覺都是利比亞，而且我畫了很大的畫。我說一個笑話，連巴黎的妓女我都在關注，以前巴黎紅燈區的妓女見中國人是不理的，但是現在見中國人會說一句中國話，“可以開發票”，我也畫成畫了，這個腐敗的心理也在我心里畫的很深。

　　我還畫了一張表現我們3600年前的我們的祖先特指美洲的一張大畫，以前把夸父逐日總當作神話，我在美洲經過5個國家的考察，我認為它是歷史，是我們的先明最早托至了美洲，我有充分的根據。所以我閑不住，我總有那么多沖動要表現，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責任。所以我說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間，“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是在20世紀以來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進步的觀念，是非常具有人文精神的一個觀念，他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過去的中國歷史的美術是為帝王和宗教服務的，當然這樣的一個觀念它有它的來源包括歐洲的寫實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它一定的影響，但是成為像毛澤東一樣為人民，首先為四種人，工人、農民、戰士和小資產階級，這樣一種概念的形成，是我們中國的文藝在這些年來不斷的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上，如果和現在的西方文藝比，它仍然離不開以個人、市場、畫廊為中心，那究竟哪一個是最先進的？甚至于說哪一個是比較前衛的？我認為是中國的這五個字，“為人民服務”。

　　有人說現在時代變了，藝術的功能應該變，我也承認，因為需求擴大了，人民的要求擴大了，但是有人說這個藝術的教化功能已經不重要了，應該回到藝術的本體，回到形式的純化，在我認為藝術的本體還是離不開教化，當然這個教化是廣義的，離不開人民精神的塑造。我說80多歲了我是80后，但是我的心還是在關注著現在的80后、90后、10后人的成長，我們的藝術家不能忘記我們對于這一代人靈魂的塑造，不能忘記我們這個責任。（本文摘自侯一民在中國文聯舉辦紀念毛澤東《講話》發表7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