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延安革命根據地的軍民聯歡 資料圖片
我們現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70周年，重溫當年這個重要的經典文獻，穿過歷史的時空長廊，再看當今的中國文藝現狀，我覺得，“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仍是問題。
毛澤東說：“什么是我們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這個“為群眾”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里提出的命題是“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他在做出理論闡釋的時候，開宗明義就說：“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毛澤東認定：“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他還說：“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面說的四種人。”毛澤東批評當時有些文藝工作者“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根據毛澤東這樣的闡釋，后來，我們確定的文藝方針和路線，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的同時，有了一個口號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再衍生，我們的文藝就成了“工農兵文藝”。
在當時的抗日戰爭和隨后的解放戰爭中，在戰爭年代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文藝方針和路線，文藝口號，的確“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既“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又“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了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任務。
全中國解放后，歷史前進了，這樣的文藝方針和路線，這樣的文藝口號，顯然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生活和文藝自身新發展的需要了。“文革”前的17年和“文革”10年的教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有了1980年的正式調整和歷史轉折。
只是，在實踐中，我們理解“文藝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的時候，忽視了，或者片面地理解了，不正確地解讀了，這個口號里包含的“為群眾”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為“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務的科學內涵。
我們都知道，古往今來，無論中國還是外國，一切的文學藝術，是不是具有強大的、持久的生命力，首先取決于這種文學藝術對待它所生存的歷史時空內社會生活的態度，它對待自己生存的歷史時空環境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的態度。當然，還有它自身的不斷推陳出新革故鼎新的能力。遺憾的是，我們眼前的文藝家們，在追隨并且踐行“文藝為人民服務”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時候，出了問題，那就是，我們不太注意“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