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

　　——抗戰中西南聯大發出的戰歌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

　　日前,蒼松翠柏下,黃墻紅窗中,一群身著紅色隊服的學生正在合唱《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渾厚有力的歌聲打破了清晨校園的寧靜。他們是北京大學“重走西南聯大路,踐行核心價值觀”社會實踐團的學生們。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哲學家馮友蘭撰寫碑文。光明日報記者 劉江偉攝

　　在西南聯合大學教室原址,北大社會實踐團合唱西南聯合大學校歌。光明日報記者 劉江偉攝

　　1937年,同樣是正值青春韶華的學子們,背上行囊,負笈遠行。

　　“抗日戰爭爆發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全體同學都不愿意在日軍占領下讀書,決定遷校長沙,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抗戰局勢急轉直下,不得已又遷至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云南師范大學教授吳寶璋向記者介紹。

　　弦歌不輟闖艱險,千里跋涉只為學。1938年2月,聯大師生們從長沙出發,沿著3條線路南遷。

　　“步行的同學時遇狂風、暴雨,大雪漫天飛。常借農家茅舍,時常與豬牛同屋,也曾宿荒村野店和破廟,雨雪交加時同學們以稻草為鋪、油布避雨,嘗盡艱辛。”已故西南聯合大學臺灣校友會會長柴之棣生前回憶。

　　同年5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終于開課,8年的烽火歲月正式拉開帷幕。

　　日軍的侵犯越來越近。聯大的師生們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們或講演,或從軍,或著述,心中熾熱的愛國之情演繹為實際行動。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空軍到達昆明,需要翻譯人員。梅貽琦說,我們做教師的不能直接扛槍桿子上前線,但我們要支援抗戰,可以辦譯員訓練班,為抗日戰爭出力。譯員訓練班的教職員工從聯大抽調,聞一多、潘光旦等人都參加了,華羅庚也去講過課。”經濟學家戴世光后來回憶道。

　　1944年,抗日戰爭到了最后關頭。走投無路的日本軍隊企圖打通粵漢公路,對貴州獨山發起猛烈進攻。哲學系學生黃枬森和200多名同學一起棄筆從戎。1945年初在昆明,他被編入炮兵師,不久又被空運到印度,當了汽車兵。黃枬森開吉普車、中吉普、十輪大卡車,在沙地、水中、模擬戰場等特殊地形里穿梭自如,修車更是“不在話下”。半年后日本投降,黃枬森回到學校。

　　“沒有足夠的兵器,且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余。”國家危難之時,民族存亡之際,聯大師生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據統計,西南聯大師生從軍的有1160多人,其中16人犧牲。現在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還鐫刻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蓄須明志的聞一多聽到勝利的消息后,剃掉蓄積了8年的胡子,淚水順著臉頰悄悄滑落;張伯苓默默盛了一大杯酒,輕輕地拋灑空中,告慰為國捐軀的兒子的亡魂;從來滴酒不沾的華羅庚也醉倒在門口……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西南聯大師生們的精神和風骨。拯救民族危亡,謀求國家生存,是他們為人為學的準則和前提。”云南大學教授張昌山介紹道。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聯大也宣告結束。1946年5月10日開始,學生開始分批乘車離昆。短短的八年時間,西南聯大鑄就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

　　據統計,聯大師生中后來擔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有154人,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黃昆等4人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北大社會實踐團這次沿著先輩的足跡,一路走來,拜先賢、訪故地,他們親身感受抗戰時期學子們剛毅堅卓的精神內核,用心體驗西南聯大傳承下來的流風余韻。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指出:“西南聯大有很多歷史遺存,一些已經斑駁陸離。經過歲月沖蝕,石頭也會爛掉,但聯大的精神永遠不會凋謝。我們今天要傳承的不僅僅是遺址,更多的還是聯大所有先烈、先賢們遺留下的精神。”

　　“惟期暗夜承薪火,不因微薄忘古今”,北大社會實踐團重走聯大路的活動行將結束,而聯大的精神卻已在他們心中深深扎根。

　　(光明日報記者 劉江偉 任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