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亞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地區，人多、自然資源少，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然而日本在戰后迅速恢復，到了20世紀60年代成為第一個非白種人的高收入經濟體。接著東亞四小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到了20世紀70年代也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這些事實面前，世界銀行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在1993年出版了題為“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的專題研究，探討東亞8個經濟體發展表現卓爾不群的原因。這8個經濟體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還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雖然我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到1993年，已經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長，在一個底子薄、人口超10億又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取得這樣的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東亞奇跡》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作為中國的經濟學者，蔡昉、李周和筆者三人義不容辭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礎上，分析、探索了中國轉型期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道理，預測了這個增長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續，探討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使之繼續保持下去，并以“中國的奇跡”為書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們的著作。

　　199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按當年的市場匯率計算為4410億美元，僅為當年美國GDP 65800億美元的6.7%，按2005年不變價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1993年中國GDP為17800億美元，也僅為當年美國GDP 84500億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們預測沿著改革開放以來的道路繼續深化下去，按PPP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趕上美國。對于前項預測，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統計，我國將可提前一年在今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于后項預測現在也已經是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但是在《中國的奇跡》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質疑，認為我們過于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說“中國的奇跡”為時過早，而且，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此起彼伏。原因是中國的轉型并未按照當時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種政府的干預、扭曲，而是采取了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漸進、雙軌的方式來進行轉型。主流經濟學界當時認為這種雙軌漸進的經濟是比計劃經濟還沒有效率，中國經濟的崩潰必然不可避免，轉型初期取得的快速增長只不過是當時中國80%以上的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力從附加價值低的傳統農業轉向現代制造業的暫時性結果。

　　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在此書出版后二十年，中國實際的改革步驟、內容、進程和我們這本書所主張的基本一致，經濟也基本沿著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軌跡發展，經濟增長率不僅沒有下降，而且還略有上升為年均9.8%。2009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超過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貿易國。其間6.8億人擺脫了一天1.25美元消費水平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我國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唯一沒有出現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并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以強勁的增長帶動了東亞經濟體的迅速復蘇，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成為國際經濟的中流砥柱，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恢復增長，帶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的復蘇。

　　同一時期，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進行經濟轉型的前蘇聯東歐國家，在轉型以后普遍出現了經濟崩潰，東歐國家在10年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達到轉型前的水平，前蘇聯國家則在15年后才恢復過來。由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和世界銀行在2006年聯合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包括蒙古在內的前蘇聯東歐29國有70%的人認為轉型后的生活比轉型前差。根據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2013年《轉型報告》中的轉型指標，許多東歐和前蘇聯轉型國家價格放開、小規模的私有化、貿易和外匯市場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經完成，但是，治理結構、企業重組和競爭政策方面的改革則落后于發達國家的標準。在同一時期，亞非拉的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也按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建議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改革，但是，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還低，經濟危機出現的頻率則更高，以致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少數幾個在轉型中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撾以及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則都是和中國一樣的漸進、雙軌的改革。

　　發達國家總體上干預較少，市場運作比較有效率，并且，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未能解決發達國家在1970年代的滯漲和失業問題，于是以強調政府失靈、減少政府干預為基本思路的新自由主義到了20世紀80年代成為發達國家的主流思潮。鑒于轉型前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過多干預，導致了要素和產品價格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體發展績效很差等一系列問題，于是，以減少政府干預、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轉型的主導理論，并在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廣為流傳。根據新自由主義形成的轉型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一是私有化，通過明晰產權把資源配置的權利和責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場化，根據市場供需狀況決定價格，政府不干預價格形成；三是自由化，讓資金在國內國外自由流動，由市場配置資源。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且一環扣一環，論述邏輯是嚴謹的。經濟學界常說，同一個經濟問題問5個經濟學家會有6個不同的答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財政部長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的評論最具代表性，即主流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成功轉型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共識，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預，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唯有如此，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改善經濟發展的績效。主流理論的這一籃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華盛頓的國際發展機構為拉美國家應對危機時形成的政策建議，所以，這些改革主張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在我們開始探索中國轉型問題時，主流經濟學界以“不能分兩步跨過一個溝坎”的形象比喻，作為其倡導轉型國家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理由。其實，現實世界中的溝坎并非都能一步跨過。面對一個過寬、過深的溝坎，采用一步跨過的策略必然掉入溝底；更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漸填平溝坎、逐步走過溝坎的策略。

　　理論的目的在于認識真實世界所出現的現象，經由這種認識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方案，并根據這種改進預測真實世界未來的發展。為何我們這本書中所提出的政策建議能夠在后來的改革中被落實，并較好地預測了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時，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了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后的形成機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我們則直接抓住現代經濟增長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的這一本質，了解到只要中國經濟能夠維持穩定，并在沿著比較優勢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即使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經濟仍然能夠以高于發達國家幾倍的速度增長。

　　我們三位作者對轉型問題的研究從1988年開始。我們在研究當時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時認識到，存在于計劃經濟中的各種對市場的干預、扭曲，不是像主流經濟學認識的那樣是外生的，是政府無知的、錯誤的認識造成的，而是內生于保護、補貼當時存在的大量大型重工業企業的需要。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于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征與當時中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狀況相矛盾，重工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無法采用市場配置資源的辦法來推動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以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工資水平被人為壓低后，為保證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被人為壓低。在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下，各種要素和產品供不應求，只能采用計劃配置的辦法來保證重工業能夠得到資源的優先配置，而為了控制工業剩余的使用和農業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實行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人民公社化，形成與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機制相配套的微觀經營機制。也就是說，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這種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在上述的前提下，雙軌漸進的轉型方式，一方面給予原來優先發展的重工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是維持經濟在轉型期穩定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放開符合比較優勢、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并以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方式為新進入的三資企業克服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是發揮政府有為的作用來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并充分利用后發優勢以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務實措施。快速的經濟發展則能夠積累資源和條件，為改革原先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創造條件。所以，根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推進的雙軌漸進的轉軌方式，其實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實現穩定和快速增長目標的最優路徑。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轉型的最終完成，則有賴于與時俱進的原則，根據條件的變化不斷深化改革才能實現。

　　現有的來自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只看到政府保護和補貼造成的資源錯配和預算軟約束、尋租等問題，而沒有認識到這種保護和補貼的內生性，在要優先發展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貿然地采用休克療法的激進的改革措施，取消各種保護和補貼，其結果是原來的大型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導致社會、政治不穩定。為了避免那樣的結果，以及因為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維護國防安全和實現國家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礎，在私有化后政府不得不仍然給予那些大型企業各種隱性的保護和補貼。由于私有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更高，所以補貼會更大，效率會更低，其結果和主流理論的改革所想達到的正好背道而馳。許多經驗實證的研究證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和遵循華盛頓共識改革的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實際的情形正是如此。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鴉片戰爭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夢想，中國的落后根源于經濟的落后，西方的發達讓中國知識分子相信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學上有一本真經，把那本真經取回來，按照西方經濟學所講的那些道理來制定政策認真實踐我國就能夠實現現代化。但是反思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和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經驗對比，這套真經其實不存在。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的相似性。因為條件不同，在西方適用的理論，拿到中國來也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更何況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主流的理論總不斷被后來新的理論所揚棄。從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未能認識、預測我國轉型中出現的現象，也未能幫助其他轉型中國家實現轉型的預期目標，提醒我國社會科學界在學習西方主流理論的時候，不能夠簡單地照搬，必須推動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面對我國存在的問題，需要自己深入去了解問題的本質和歷史根源，尋找問題背后的原因，這樣形成的理論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幫助我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貢獻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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