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1年，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個最大沖擊因素，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正式啟動，所以說2011年是ECFA元年應無疑義。正式跨入這個重要的年份，有大量的工作正等著相關部門去推動，這可能涉及到組織面、運作面，而且又分別與議題選擇、解題方式等形成多元復雜的內容，這也正是ECFA元年兩岸共同將面對的新情勢。 

　　首先，在組織面上，兩岸已同意共同組織“經濟合作組織”就兩岸合作相關事宜展開協商。透過經合組織這個平臺，兩岸兩會與相關部會都可以正式坐上談判桌協商，把過去兩岸白手套的機制轉化為官方與準官方共組的協商團隊，這對未來兩岸某種形式的互不否認，甚或承認某種正式關系，都是一個奠基的里程碑。 

　　同時，由于常設性的兩岸經合組織，就可以對雙方所要處理的議題做更有效、更有系統的整合，使得雙方經濟合作不但循序漸進，而且還能建構累積性與前瞻性，也才能慢慢去處理彼此體制上、制度上的差異，而不是僅僅被意識形態的歧異就限制住雙方可能的解決方案之研擬。 

　　譬如，雙方在金融交流上，由于銀行這個最敏感的區塊已經有臺灣的銀行到大陸開設分行，接著就是陸資銀行前來臺灣設營業據點。這一道門檻跨越之后，在開放家數、分行數、經營業務或相關人員往來上不能一步到位的部分，就能透過正式協商的組織與機制，在相對更有效的時限內，找到彼此的共識，循序擴大交流與往來的管道。 

　　又譬如在教育方面的開放，臺灣“陸生三法”總算通過，臺當局“教育部”正與大專校院試圖把陸生開放來臺的2000名員額如何透過“聯招”的形式開放，劍及履及的在進行一連串規劃，希望趕在今年8、9月間能順利完成招生的工作。這一步如果走得平順，那么往后的開放就可以水到渠成，這些試點性的工作，都有其極具意義的重要性，必須步步為營。 

　　如果回首檢討臺灣在推動兩岸簽署ECFA的過程，當局雖然已經盡了各種努力，但是在政策擬定與推展上卻遭遇了極大的困難，往往只看到臺當局孤單的迎戰反對人士的阻攔，卻未見ECFA簽署后，可能獲益的產業站出來力挺當局，這種局面應該要有所扭轉，也就是臺當局應與產業站在合作的立場，共同去減低或降低反對人士的顧慮，只有這樣政策的推動才能更平順。 

　　就以上述所指的金融與教育為例，如果教育界與金融界合作作為臺當局開放大陸交流政策的支持者，一定可以降低若干阻力。去年“陸生三法”通過前夕，多數大專校院校長親赴“立法院”陳情并表達強烈支持態度，確實發揮了臨門一腳的效果。這樣的模式應該具有啟發意義，可作為今后臺當局在推動相關政策時的參考。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產業都是臺當局高度管制的行業，過去較習于當局決定政策，業者追隨的行為模式。但是在面對兩岸開放這種復雜而敏感的議題，這種“主從關系”有必要調整至“伙伴關系”，透過彼此共同參與決策的模式，共同承擔政策推動時所遭遇的阻力，共同防范政策推動時的負面效應，共同尋求化解之道，這才可加速開放的腳步。 

　　所以，ECFA元年臺灣社會固然要做出更佳的準備，當局也應把民間力量引進，透過協商合作的伙伴關系，共同尋求化解社會的疑慮，共同創造兩岸交流的效益。唯有如此，兩岸ECFA才可以邁入康莊大道，并為兩岸民眾帶來最大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