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場金融危機，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從早先的估計不足轉向對危機估計得過于嚴重。開始的估計不足是顯見的，無非是偌大一個美國，區區一些“次貸”應該算不上大問題，更不可能對美國以外的經濟發生嚴重沖擊。可是隨著事態的惡化，流行的估計就越來越嚴重，甚至把這場金融危機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機還嚴重，成為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市場危機。

    現在來看，這種估計是過頭了。1930年代的大危機前后持續4年，僅美國的失業率就超過四分之一，倒閉的公司和銀行無數，股市則跌掉90%。當然論到資產賬面值的損失，現在的應該遠大過當年。不過，要是拿美元不變價算，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最顯著的不同是，不過兩年時間“后危機時代”就到了。

    粗略比較，這場金融危機與上個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相比，至少有兩點不同。

　　第一，1929- 1933年危機的背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圈子內，發生了新興國對老牌國后來居上的秩序變動，比如美國、德國相對于大英帝國的崛起。那終究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國、印度、前蘇東國家等一大批經濟體，積極地卷入了全球化。這個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兩大經濟板塊，即發達國家與新開放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這兩大板塊之間，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國剛開放時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發達國家的百分之一。這么兩大板塊，過去被冷戰壁壘隔開，經濟來往少，互相不比賽。可是隨著中國的開放，以及印度和前蘇東集團國家的陸續開放，兩大板塊開始打通。這不能不激發出極其巨大的競爭潛力、不能不釋放巨量的優勢，也不能不帶來極其巨大的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同時，這個大變局也無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與平衡。

    舉個例子。原來的汽車主要在年薪6萬-8萬美元的地方生產，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現在中國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夠生產出蠻像樣的汽車，這就引發了規模巨大的替代、來往、產業轉移與結構重組。原來的秩序無從維持，原來的平衡要被打破。這是“全球失衡”問題的根源。這樣的“失衡”，其實過去就發生過。美、德崛起時出現過，日本、東亞崛起時也出現過。區別在于，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兩大板塊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更為巨大。所以，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由此帶來全球范圍內比較優勢的發揮，也一定更為顯著、更為長久。這是全球經濟格局的基本面，并不因為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而有根本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