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位于北京市西南約15公里的豐臺區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現存最古老的石造聯拱橋。1937年7月7日夜，駐豐臺日軍在盧溝橋畔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后，日軍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國守軍拒絕。日軍遂向位于橋東的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攻擊，企圖強奪盧溝橋。這就是“盧溝橋事變”或稱“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標志著全民抗戰的開始，從此，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前仆后繼，英勇斗爭，歷經8年終于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今天，當“七七事變”67周年來臨的時候，我們特別發文紀念，以牢記屈辱歷史，讓歷史悲劇永不重演。———編者
為了挑起戰爭，日軍頻頻在華北制造事端
日本吞并中國的野心由來已久，日本軍人的信條是：“軍刀既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九一八”之后，東三省的快速淪陷讓關東軍嘗到了甜頭，他們的野心迅速膨脹。在此之前，日本人已在華北經營多年，此時可說是更加急不可待。
1935年6月，兩名日本軍官和兩名士兵由多倫乘汽車前往張家口，在經過張北縣北門時，守門衛兵按照規定檢查證件，幾個日本人因沒有入境護照而被拒通過。日本軍官蠻不講理，欲強行通過，雙方發生了爭執，守兵即將該軍官送往第一三一師司令部，師長趙登禹在向北平請示后放行。可是日方竟以日本軍官被我方士兵侮辱為由，故意將事態擴大化，最后竟由天津日本駐屯軍代表土肥原和日本大使館武官高橋垣向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無理要求。經雙方多次交涉，我方不得已撤消了守衛城門的直屬團長和拘留日本軍官的軍法處長之職，還將張北六縣駐軍撤出，而以地方保安代之維持秩序，從而喪失了這些地區的主權。
此后，日本又通過《塘沽協定》成立所謂的非武裝地帶，使我方在冀東22縣不能駐扎軍隊，從而形成軍事上的冀東地區特殊化。1935年11月，日本又利用漢奸殷汝耕搞冀東22縣脫離中央政府實行自治，后來又企圖組織華北五省自治。中國政府的一再退讓讓日本人越來越猖狂，1936年夏，日軍駐豐臺混成營不時對我駐豐臺車站守軍挑釁，日本士兵經常三五成群帶著武器到豐臺車站閑逛，遇到我方士兵較少時，就故意碰撞我方士兵，甚至拳打腳踢。我方向日方提出抗議，日方不但不理，甚至還變本加厲地在演習時向我方步哨線作沖鋒態勢，進而逼進我方步哨線百米以內。1936年9月，日軍在豐臺演習，竟然沖過我軍守衛線，我方士兵阻止，日軍不聽，雙方終于動起武來。
可以說，日本人為了挑起戰爭，制造了種種事端，可謂步步緊逼，其侵略目的昭然若揭。
蔣介石授命宋哲元忍辱負重
面對日本人的囂張氣焰，蔣介石不思反擊，卻以“日本是實行侵略的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面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即宋哲元）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其實蔣介石的政策還是“攘外必先安內”，仍把他的敵人設定在共產黨身上，所以才會讓宋哲元在北方“妥密應付”。宋哲元為了完成蔣介石交給他的任務，可謂委曲求全，任勞任怨。
日本人為了達到侵略目的，除了不斷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外，還暗中拉攏、分化和收買我方軍政人員，他們不斷邀請我方人員喝酒游玩，并以大小漢奸包圍在我方上層人員周圍，使他們思想動搖，態度曖昧。同時，日本人借與我方人員接觸之機，大肆收集情報，以至于日本軍隊畫出的軍事地圖比我方人員繪制的還要周到詳盡。
為了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維持華北局面，宋哲元這一段時間與日本人酬酢來往較多，國人因此紛紛責難。“七七事變”之后，一些人更是對宋哲元失守北平表示不滿，認為應該從重懲處。其實宋哲元是代人受過，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蔣介石，宋哲元是有苦說不出，相信面對日本人的猖獗挑釁，他的內心也是十分痛苦的。
“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兩黨的二次合作
日本人在我國的侵略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1936年12月12日，為了促使蔣介石抗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蔣介石在社會各界和中國共產黨的壓力下，終于做出了全民一致共同抗戰的決定，而共產黨作為回報，在政治上也作出了四項讓步，即：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方針。就是說，為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全國人民一起站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面大旗下，至此，一個全民抗戰的局面業已形成。
事變前夜不尋常的平靜
中國國內形勢的急速變化，讓正加速推進侵華政策的日本政府一時不知所措。很快，名為佐藤尚武的外相宣布要實行“不尚武”的對華政策，暫停在華北從事分裂、離間活動。不久，日本的經濟使團來華訪問，一改過去蠻橫無理的神態，聲言要協助中國完成統一復興大業。但在親善外交的后面，日本卻加緊了侵略戰爭的最后準備。1936年底，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彌太郎返回日本后曾直言不諱地向公眾宣布：“今后局勢，為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系及與日本作戰之兩途中選擇其一……日本如退讓一步，即不啻總退卻，日本必須抱其不可變更之自信心勇往直前。”
正在中國旅行的美國人拉鐵摩爾也感覺到了巨變前夜的平靜，此人后來成了蔣介石的顧問。他對友人憂心忡忡地說：“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讓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呢。”拉鐵摩爾的這個看法在日本駐華武官今井武夫的回憶錄中也得到了證實，那一年，在日本政界消息靈通人士之中，都在談論著一個神秘的預言：“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震驚世界的“七七事變”爆發
“七七事變”發生之前，北平外圍的形勢是：北寧線以西，西起豐臺東至山海關，都有日軍把守；東面有完全聽命于日軍的冀東偽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北面有集結在熱河的十幾萬敵偽軍；西北面還有被日軍收買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隊伍；只有西南面平漢路上的盧溝橋由國民黨第二十九軍把守，因此這是北平南撤的惟一出口，一旦盧溝橋被敵人占領，北平就成了一座孤立的死城，因此盧溝橋這一戰略要地成了敵我雙方的必爭之地。
“七七事變”可以說是由日方有預謀的軍事演習引起的。
從1936年開始，日軍便不時在盧溝橋附近演習，開始是在白天演習，后來漸漸改為夜間；先用虛彈射擊，后來改為實彈。我方雖屢次提出抗議，可日方均置若罔聞，不予理會。1937年7月7日夜間，日軍又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宛平城東曾傳來日軍演習的槍聲。不久，幾名日軍出現在宛平城下，說他們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到距盧溝橋僅百余米的宛平城內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其實那個叫志村菊次郎的傳令兵只是在隊伍行進過程中因為小解臨時掉了隊，20分鐘后他就歸隊了，可是日本軍官借題發揮，立刻包圍了宛平縣城。我方派出人員與日方談判，日方根本沒有談判誠意，堅持要到城內搜查。最后雙方決定共同派員到宛平城內調查，調查清楚后再商談處理辦法。可是還沒等我方人員走出日軍兵營，就發現日方300多士兵已分乘8輛大卡車向盧溝橋開去。我方談判人員馬上也向盧溝橋趕去，在距宛平縣城一里處，發現日軍已經布防，作臥倒射擊狀。此時日方又要求我方人員在10分鐘內作答，否則戰事爆發由我方負責。我方人員進城后，雙方人員剛剛坐下，城外日軍便向城內開了火，不久又用大炮轟城，多枚炮彈命中專員公署。此時駐扎在盧溝橋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吉星文部接到上級命令予以還擊。至此，“七七事變”爆發。
事變發生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抗戰宣言，宣言中說：“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蔣介石也于7月15日發表了廬山談話，號召全國人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抗戰守土之責”。這樣，持續8年零1個月、戰火波及26個省的全民抗戰就此開始了。（據7月4日《深圳法制報》日月文）
（來源：廣州文摘報）
編輯：齊曉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