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公園——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公園。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以至于世界其他地區，都有相同名字的公園，僅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就有約40余座中山公園。位于天安門附近的中山公園，其前身是明清兩代的社稷壇，與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一起沿襲周代以來“左祖右社”的禮制格局。社稷壇目前仍然是公園的主體建筑，位于軸線中心，壇呈正方形，為漢白玉砌成的三層平臺，壇上鋪著進貢來的五色土。
五色土是當年從帝國的各地進貢來的，顏色分別是：南紅、西白、北黑、東青、中黃，它的含義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壇周圍的琉璃矮墻與壇土的顏色方位一致。壇臺中央設有一塊上尖下方的石柱，稱江山石或社主石。
而中山公園中央的五色土，在新的國家里無疑具有了新的含義，它不再表明帝王對國家的私人占有，而成為“五族共和”的象征，如同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所闡明的：“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眾所周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曾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所謂“韃虜”，就是統治中國兩百余年的清政府，但并非所有滿族人都被列為革命對象，大多數滿族人，當然是人民中的一員。對此，孫中山早在1906年《民報》創刊周年紀念大會上就曾指出：“我們并不是恨滿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1912年9月6日，北京的滿人在北京八旗生計會所舉行歡迎會，歡迎抵達北京的孫中山。孫中山對在場的滿人說：“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種族。現旗民生計困難，尚須妥籌，務使人人自立，成為偉大國民。”孫中山還沒講完，全場就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場許多滿人熱淚盈眶。
10日，孫中山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那就是前往后海邊的醇王府看望載灃。此時的載灃，除了偶爾前往紫禁城看望兒子溥儀，其他時間都在自己的王府中讀書寫字，消磨時光。他的廳堂里掛著自己書寫的對聯：“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
然而，他也并非像這副對聯里寫的那樣心如止水。在他的王府里，細心的人會發現孫中山和袁世凱的照片，照片上的眼睛全被摳去，他憂憤的心境，顯露無余。但他不會想到，有一天孫中山會出現在他的家中。1912年9月10日下午，載灃午睡后早早起來，做好了迎接孫中山的準備。下午3點，一輛馬車停在醇王府前，從車上走下來的人，正是曾經被載灃視為仇讎的孫中山。載灃含笑把他迎進“寶翰堂”。 “寶翰堂”，又名“大書房”，是載灃平日里最愛呆的地方。在那些名貴的古典家具中，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送給他的大寫字臺十分醒目。一扇鏤花屏風下，他們慢慢地呷著茶水。載灃后來在回憶這次會面時說，他原以為孫中山是一位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勇武之夫，沒想到他如此謙遜、和藹和開朗。孫中山稱贊載灃，在大革命爆發后自動退位，承認共和，避免了國內一場血戰，此乃明智之舉，還說，今后中國當在共和的基礎上，大家齊心協力，共濟富強。還說，為了達成南北統一，已辭去正式大總統的候選人，自己將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會建設工作，擬于10年內實現修筑20萬里鐵路的愿望……孫中山還把自己的一張半身近照送給載灃，照片后面寫著：“醇親王惠存，孫文敬贈。”
這張照片，孫中山的眼睛沒有被摳掉，相反，載灃一直珍藏著這幅照片，直到去世。時代的變化，令人猝不及防。我們無法設想，如果二人在一年前見面，又會是怎樣的場景？
1925年，孫中山最后一次到達北京，醇親王還向孫中山贈送一席酒筵，為孫中山接風洗塵，并派人向病榻上的孫中山問候，盼望他早日康復，協同段祺瑞“整理中國”，以“早濟富強之邦”。孫中山派特使前往醇王府，還帶去了一張白色名片，上面只印了兩個字：“孫文”。
此后的載灃，在后海之畔自己的王府中，對時代風云的變幻冷眼旁觀。甚至自己的兒子溥儀在張勛和日本人的扶植下兩次重登“王位”，他都不為所動。1951年，68歲的載灃在北京醇王府安詳辭世。周恩來說，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后主動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位，他后來也沒有主張對革命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宣統皇帝遜位，這些表現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有人說：“建筑是對一個時代身份的表述”，北京如同一個永遠向前的巨大的計時器，精準地記載著帝制時代的一去不返。炫耀帝國權力的城墻變成溝通內外的門洞，規劃中的14條通衢穿越了曾不可逾越的紅墻；新起的公共建筑，如勸業場、新世界商場、東方飯店、香廠新市區等，表明普通民眾正在成為建筑的主語；而西洋式建筑上的鐘塔，如1913年的鹽業銀行(前門外西河沿)、中原證券交易所等，則暗喻著北京已經被納入更加廣闊的世界時間中，古老的晨鐘暮鼓曾經宣示著帝王的權力——它們決定著城門的開合，宣布著宵禁的旨意，而此時，帝王的權力如同鐘樓和鼓樓一樣成為擺設，成為退居城市邊緣的遠景和記憶。
1913年3月，隆裕在極度悒郁中死去。孫中山在唁電中，對她主持和平遜位予以了肯定，折射出革命家對于“五族共和”的理解。副總統黎元洪發來唁電，黎元洪稱隆裕太后為“德功至高，女中堯舜”，以紀念她讓出皇權的歷史功績。大總統袁世凱親自在衣袖上纏了黑紗，通令全國下半旗致哀一天，文武官員服喪27天，并派出全體國務員前來致祭。此時的太和殿，被布置成國民哀悼大會的會場，清朝玄色的袍褂和民國的西式大禮服并肩進出，時任中華民國交通總長的朱啟鈐走進皇家禁地。此前，他曾經作為袁世凱總統派來的禮官，覲見皇帝溥儀。他踩著凸凹不平的青磚地，小心翼翼地走進舊宮殿，空氣中流散著一束束青紫色的煙霧。高低錯落的宮殿群，在煙霧中若隱若現出它們沉默的輪廓。昔日的金鑾殿，如今已經破敗荒涼：“古柏參天，廢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間種苜蓿，以飼羊豕……渤溲凌雜，萬為荒穢不堪。”這一天，朱啟鈐萌生了在此開辟公園的想法。一年后，在朱啟鈐的力爭之下，民國政府得到了紫禁城三大殿以南包括社稷壇的管理權，溥儀小朝廷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到乾清門以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正在歐洲蔓延，許多古老的城市遭受著滅頂之災。德國作家黑塞后來回憶那一年時說：“1914年那個夏季來臨了，我忽然看到里里外外完全改變了。我發現，一直美好幸福的生活竟建立在不安全的土地上，因此現在開始往下坡走。”而這一年，一個名叫朱啟鈐的民國官員悄然地推動著一座封閉的東方古城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就在這一年，帝國的社稷壇成為國民的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這座公園是北京城內最早開放的公園，民國時期，這里成為北京文化休閑活動的中心。1914年至1928年間，以中央公園為開端，從前帝王的活動場所，如先農壇、天壇、太廟、北海、地壇、頤和園、景山相繼對公眾開放，成為人民活動的場所。為紀念孫中山先生，1928年時任北平特別市長何其鞏等愛國人士改中央公園為中山公園。
盡管袁世凱“執著”地復辟帝制，然而，時代的進步，使帝制存在的物質空間正在消亡，變成人民共有的場所。時任內閣內務部總長的朱啟鈐，把“洪憲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請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從此，中國的權力中心，由南北中軸線上的紫禁城，西移到了中南海。就在這一年元旦，天安門前那個封閉的T型廣場周邊門樓內的門扇以及連接這些門樓的墻被拆除，北京的市民們第一次可以在東西長安街上自由穿行。這條新生的街道如一把利刃，把那條南北貫通的“龍脈”，斬為兩截。自此，北京的主要政治舞臺，便由南北方向的中軸線，變成了東西方向的長安街。長安街從此成為一對伸開的臂膀，展示著這座城市開放的胸襟，而傳統面南背北的政治理念所形成的龍脈縱深，也逐漸被長安街的橫向對稱所取代。
位于中軸線和長安街交叉點西側的中山公園，見證了時代的變遷，見證了國家主語的變化——從前是帝王，如今是人民。中山公園也因此成為以人民為主題的天安門廣場建筑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武昌起義47年后的1958年，就在中山公園不遠處，一座柱狀紀念碑在剛剛擴建的廣場上拔地而起。紀念碑高聳的站姿與宮殿的匍匐姿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以石頭的永恒語言對抗著木構建筑的易朽。由紀念碑下層大須彌座上的8幅漢白玉大型浮雕所連接起來的革命進程中，武昌起義的圖景赫然在目。
公元2011年10月，辛亥革命100周年，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一如既往地聳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央。自1954年起，那張全球華人都熟悉的面孔，都會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前方。這是一個不再需要朝拜的廣場，不需要以建筑的空間來分割人的尊卑，每個在節日里來到廣場的人，都保持著紀念碑一樣的挺拔的站姿。他們像老朋友一樣與孫中山對望，而孫中山的眼神里，依然飽含著希望與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