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際，學術界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是：孫中山先生為什么要選擇走“革命”之路。
在討論這個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時，民革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會長周鐵農指出，孫中山本人曾經講過：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孫中山何嘗不想通過改良的辦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當然知道這樣付出的代價和破壞會少些，但通過上書李鴻章，通過清政府一個接一個的喪權辱國舉動，孫中山看到清政府的腐敗已經無可救藥，意識到不推翻這樣腐敗的政府，是難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況下，在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孫中山才斷然決然地起來革命。“吾因愛平和而愈愛革命，何也？革命、平和。兩相對待；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這是孫中山內心的真實寫照，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者也是如此。
當我們回到歷史的真實情境，就會看到反清革命是必然的。周鐵農說，孫中山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過程。甲午戰敗后，國內興起過維新派的上書、請愿風潮，尋求政治改良曾經成為社會主流。1894年的孫中山，思想上還很搖擺，處于革命與改良的十字路口。他曾經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發展工商業、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藍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個主張顯然是溫和的社會改良主張。遺憾的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態度極為冷淡。甲午戰爭中國一敗涂地，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棄對清政府的幻想，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會時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主張。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孫中山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第一次。從此，孫中山真正開始了革命活動，直接采取了武裝斗爭的形式來進行反清革命，并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革命黨”的旗幟。
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認為，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就得到了快速發展。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政治力量積極從事民主政治建設，主張通過全國的民主選舉，產生國會，制定憲法，并且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織內閣，實行執政內閣制，保證憲法的實行。有了這樣的基礎，辛亥革命才把皇帝拉下馬。（凡之 昊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