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辛亥 承繼首義精神

　　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尹漢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以武昌首義為標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起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之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武昌起義的爆發，具有特定的時空條件。以把握大勢、乘勢而上、勇于擔當、敢為人先為主要內容的首義精神百年延綿。首義之地的湖北兒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各個時期，不斷推動社會變革進步。今天，歷史又賦予首義之地新的神圣使命，我們要承繼首義精神，譜寫新的發展詩篇。

　　一、武昌首義爆發的歷史條件

　　自乙未廣州起義到武昌首義發生之前，革命黨人先后在廣東、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云南、四川等地發動了10余次起義，但都屢起屢躓。而武昌城頭一聲槍響，敲響了清王朝覆亡的喪鐘，舉國響應迅速形成洶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沖毀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

　　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人們不禁要問：那么多地方數次起義都失敗了，為什么唯獨武昌起義能夠成功？分析當時湖北的社會條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武昌起義發生的時點具有某些偶然性，但武昌首義的成功是歷史的必然。

　　武昌起義前夕，封建統治日益腐朽、風雨飄搖，推翻封建帝制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鴉片戰爭以后，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步步進逼，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王朝企圖通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推行新政、君主立憲等舉措，維護自身的統治。但不僅沒有實質性的效果，相反還累積和激發了社會矛盾。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先后發動了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特別是20世紀初，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登上中國歷史舞臺，多次組織發動武裝起義，有力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

　　從當時湖北的情況來看，具備了發動起義并取得勝利的先決條件和良好基礎。

　　第一，近代湖北工業起步較早，具有一定的規模。自1861年漢口開埠，湖北近代工業開始起步。洋務運動期間，湖北以武漢為中心，先后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機器廠、鋼軌廠、湖北織布局、繅絲局、紡紗局、制麻局、制革廠等一批近代企業，企業數量居全國之冠，資本總額約1130萬兩白銀，形成了以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為龍頭的湖北工業結構，武漢也一躍而成為當時僅次于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業城市和出口貿易城市。張之洞18年督鄂，離任時寫了一副對聯，“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先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歐亞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湖北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湖北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一定程度地形成，為武昌首義的成功奠定了經濟基礎和社會條件。

　　第二，近代湖北文化教育興盛，思想新銳活躍。鴉片戰爭后，封建統治集團的有識之士有感于“中國不貧于財而貧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氣,而人才之貧由于見聞不廣,學業不實”，在湖北積極主張、大力推動興學強教。從1869年起，湖北興辦或改制了經心書院、兩湖書院、江漢書院等傳統教育機構，其中兩湖書院是當時全國兩大書院之一。1891年后，湖北又先后創設了方言學堂、自強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文科高等學堂、湖北師范學堂、支郡師范學堂等一大批新式學堂，成為當時全國洋務學堂最多的省份，武漢大學等當代著名高等學府正是從這些學堂中延承而來的。同時，當時的湖北還大力提倡留學教育，1896年中國駐日使館首批選派的13名赴日學生中，就有來自湖北自強學堂的青年，至辛亥革命前夕，鄂籍留日學生累計達5000余人，位居全國第一。第一次同盟大會，參會代表72人中，有19人是湖北籍，占26%；最早在歐洲參加同盟會的18名學生，全為湖北籍。通過改制舊書院、興辦新學堂、提倡留學游學等途徑，近代湖北的文化教育事業空前繁榮。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興學強教，出發點是應付嚴重的統治危機，結果卻使一批具有新式西學思想的人才在湖北成長集聚，新的社會階層、新的知識群體得以孕育發展，武漢成為了中國近代文明的奠基之地、民主思想的激蕩之地、先進理念的匯聚之地，為武昌首義的積蓄、爆發和成功培植了思想條件和文化環境。

　　第三，近代湖北戰略地位突出，區位優勢明顯。湖北地處我國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隨著京漢、粵漢鐵路的興建，更使武漢成為全國的交通大樞紐。地理位置奠定了武漢區域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業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戰略地位。在近代中國，武漢是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通商口岸和內地貿易中樞，被稱為“東方芝加哥”，較大范圍的人流、物流、財流、信息流都在武漢集散，這為首義成功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力量。同時，武漢具備“綰轂南北，控制長江中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據以號召天下，不難次第掃蕩逆氛”的區位優勢，在革命運動中能夠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戰略效果。

　　第四，近代湖北革命力量相對集中于新軍，易于組織，具有犧牲精神。同盟會成立之后，許多在日本的湖北留學生受到孫中山民主思想的影響。這些留學生回到家鄉以后，在革命理念的激發和現實生活的沖擊下，進一步堅定了“亡清必楚”的信念和擔當，積極發動本省革命志士，廣泛聯合全國革命同胞，腳踏實地，扎扎實實地開展行之有效的革命動員準備工作。起義發生前，湖北先后成立的數十個革命團體已經完成了大聯合工作，新軍中三分之一的成員已經加入革命黨，三分之一的成員同情革命，真正頑固立于清廷一側的不到三分之一。革命黨人已經基本掌控了湖北新軍，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革命組織系統。在歷史的重要節點上，湖北革命黨人敢于利用有利時機，乘勢發動武裝起義。在起義的關鍵時刻，直接指揮起義的兩名湖北革命黨人熊炳坤、吳兆林勇于擔當，完成了首義成功的神圣使命。

　　在武昌起義之前的較長一段時間，張之洞督鄂，企望挽清廷于既倒，但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以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