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顧與前瞻”高峰論壇上，年已八旬的金沖及奮筆疾書，仔細記錄著每一位發言者的講話，他幾乎回絕了所有記者席間采訪，“等休息時間再聊吧，我想聽聽其他專家的觀點。”有人說，近代史不是學問，但這位曾經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特別是辛亥革命研究寫下奠基之作《辛亥革命史稿》的學者，這位曾經第一個提出“二十世紀三大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概念的學者，幾乎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投身到充滿矛盾與糾結的近代歷史截面。他說，一個民族不能只知道她輝煌燦爛的歷史，假如不了解自己曾經的苦難，不了解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艱難走過來的，那么，這個民族依然沒有希望。
理想、革命與暴力之間的矛盾
“在危機面前，晚清內閣政府不僅沒有痛定思痛，還想方設法把權力抓得緊緊的，要排除一切可能發生的根本變革。”
記者：在研討會上，許多專家提到了清末新政的歷史作用，說它是清政府 “向現代化的努力”，但是辛亥革命中斷了清末新政，在您看來，清朝的滅亡和民國建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嗎？
金沖及：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分析，從甲午戰爭以后，清朝政府在財政和經濟上，完全破產了，本來每年財政收支八千萬兩銀子，到宣統三年增加三億兩銀子。你想想看，短短時間內，它的財政收支增加這么多，錢哪里來？絕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一方面加緊向百姓搜刮，另外一方面要向外國人借債，向外國人借了那么多債，就必須給他們相應的各種權益，而且什么都聽從外國的。在西太后慈禧死了以后，更沒有人能駕馭當時混亂的局勢，在危機面前，晚清內閣政府不僅沒有痛定思痛，還想方設法把權力抓得緊緊的，要排除一切可能發生的根本變革。如此這般，不把晚清推翻，不會有任何根本改變。
“讓千百萬人起來拋頭顱、灑熱血，“革”人的“命”，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去走這樣的一條路？”
記者：在實行清末新政之時，晚清政府也在搞“立憲運動”，革命必須是暴力式的推翻嗎？
金沖及：這也是我所被問及的最多的問題，其實我們可以拿一些國家的大革命來對比一下。法國大革命前，封建貴族對人民的盤剝可謂十分嚴重，但是當被壓迫者一旦反過來對付貴族，甚至對有些還是比較好的貴族，也采取了非常殘暴的、過頭的手段。當時斷頭臺上，送上去了多少人。雖然對革命、暴力的作用，現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包括西方大多數學者，在講到法國大革命時都承認，法國大革命在世界歷史中的功績是不可替代的，它是最徹底的，把舊勢力掃蕩掉，建起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
再看德國，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它沒有經過法國大革命那么一段經歷，而是依靠原有的統治力量來進行改革，舊的東西保留比較多；日本明治維新也是如此，封建傳統的東西依然存在，但這兩個國家，后來都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共同的內因。
從歷史來看，和中國革命相似的是法國大革命。要進行這樣一場大革命，希望革命能夠成功，又希望這中間沒有太多的血腥，沒有過分的地方，那是很難的，但作為革命的領導者，應該要盡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或者不應該有的過火的措施。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時說要實行無血的革命，讓千百萬人起來拋頭顱、灑熱血，“革”人的“命”，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去走這樣的一條路？一個人有沒有人生體會，對同一段歷史的理解會相差很大，因為后人是根據書本上的記錄，站在今天的環境里去想象當時的事情，離歷史現場很遠，沒有親歷者和參與者那樣的人生經歷，往往離真實很遠。
“拱手讓權，這不是孫中山先生一個人的問題”
記者：好不容易取得了革命的政權，為什么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卻把總統的位置拱手讓給袁世凱，他沒有想到將來的后果？
金沖及：拱手讓權，這不是孫中山先生一個人的問題，其中革命黨人自身的力量不夠、新生的革命政權無法擺脫日益逼近的財政危機、西方列強的政治壓力等，則是最重要的因素。讓出政權，并非孫中山一時的決策失誤。在很多革命黨人的眼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推翻清朝政府，發動暴力反清的過程中，既沒有也很難真正將下層民眾發動起來，形成比較堅實的社會基礎，往往是革命的聲勢大于革命的實力，反清起義的高潮來得快，退得也快。所以依靠南京政府很難做到，但袁世凱公開表示說他可以做到，大部分的革命黨人認為如果這樣的話豈不很好？
另外南京政府財政非常困難，因為帝國主義不借款給他，軍隊那么多軍餉都發不出，黃興終日為軍餉勞碌奔波，口干舌燥，亦無所獲，他承諾說，如果情況還不能改變，只能切腹以謝天下。在各種壓力之下，孫中山先生只能選擇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