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辛亥革命遺產就是最好的紀念。民主共和的思想，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這些思想我們都需要繼承。”
章開沅從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時間也像一部歷史那樣漫長。
那是1954年，德國歷史學家貝喜發專程來武漢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他的學術熱情與執著讓28歲的歷史教師章開沅印象深刻，貝喜發參觀歷史遺址、與辛亥革命當事人座談，還與當地的學者頻繁交流。
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武漢研究，這讓章開沅心中“不平”，作為首義發生地的學者，他感受到自己的職責。他在這一年開始進行辛亥革命的研究，這項工作一做就是57年。
57年后，85歲的章開沅坐在華中師范大學近代史研究所的辦公室里，他語調平緩、言詞坦率，他的視野在現實與歷史中往返穿梭，他對辛亥革命的深切理解，讓他從容擊水于歷史的深流。
他身坐的沙發后，臨墻置放著“治學不為媚時語，惟尋真知啟后人”的大幅書法。這是他從事歷史研究的“座右銘”。
1961年，章開沅建議，在武漢舉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這一建議被采納，這次全國性的會議既拓展了章開沅的視野，又讓他得到史學前輩的鼓勵。幾年后，他被借調到北京整理史料，又和末代皇帝溥儀分在一個研究組。
“文革”期間，他因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評價李秀成的文章而受無妄之災，從此被剝奪學術研究的權利。
1979年，“文革”一結束，他發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率先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重新探索辛亥革命史研究前進的方向與途徑”。美國《中國史學》1980年夏季號全文譯載，編者稱之為“中國人近年來辛亥革命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這一年，他首次出國訪學，他發覺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遠遠落后于海外。歸國后，章開沅加快步履。此時首義親歷者在世的還比較多，他走訪當事人，手抄了大量史料。
198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人們看到了由章開沅與林增平主編的120萬字3卷本《辛亥革命史》。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綜論性專著。這部書使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走向了世界。
1986年，章開沅被華中師范大學教師們選舉為校長，開始了他作為教育家的生涯。章開沅曾說這是歷史的誤會，這之前他連系主任都沒當過。
但章開沅沒有讓師生們失望，他被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最好的大學校長之一。3月8日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章開沅仍難以忘卻教育者的天職，他痛斥大學校園中的怪現象，痛心于今日大學精神的失落與年輕學生的過早世俗。
“十年之前，在辛亥革命9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我曾經聲明告別辛亥革命”，章開沅告訴本刊記者，“但現在也告別不了。”
他解釋自己的學術興趣已經轉移，但辛亥革命作為影響深遠的大事件，還是讓他無法遠離。
雖然想告別辛亥革命研究，但章開沅反對“告別革命”的觀點，他說，“歷史做倫理評判是說不清的。站在今天的視角對前人苛求，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作為研究者，要盡力回到歷史的場景中去，再跳出來加以宏觀地把握，但這只是合理的解釋，還不能認為就是客觀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