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9月25日電（記者吳小軍、史競男、崔靜）故事的開始是一百年前。在那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年代，風云四起，人們記住了很多用青春和熱血譜寫中華民族獨立序曲的英雄兒女。有一個人的名字很少被人提及，但她的命運卻與辛亥革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她自幼父母雙亡，是成都武備堂教官張蓬山的外甥女兼養女。

　　1909年，21歲的她貌美如花、白皙高挑、又識文斷字，是方圓百里有名的大家閨秀。

　　這一年，她的生活軌跡被指向了一個方向——養父把她配給他的得意門生家珍。

　　她相信養父的眼光，只是在那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她一直沒有機會正式一見人家傳說中“少年英俊、文武雙全”的家珍。

　　家珍在離開成都到昆明“鬧革命”時候，到張教官家辭行。五姨對她說：“今天家中來了個稀奇的客人，你快去看一下。”

　　她從里屋門縫中向客廳張望，驚鴻一瞥，心如鼓擊，怦怦直跳。

　　原來那端坐在椅子上的英姿勃發的青年就是她將來的夫君！

　　家珍走后，家里人問她“怎么樣？”

　　“相貌和氣概都不錯！”她含蓄地表達滿心歡喜之情。

　　誰曾想，這一面便是萬水千山、一生一世！

　　從未婚妻到妻子，一輩子的遙遙相望，從初次相見到墓地相伴，竟永遠是那兩米的距離！

　　直到23歲為辛亥革命犧牲，家珍從未見過未婚妻一眼！他只是聽說，未來妻子性格賢淑、相貌出眾、識字知書、手工精巧。

　　其實，他的未婚妻也是個反對三從四德、追求進步的女青年。

　　22歲在當時已是晚婚年齡。父親多次寫信叫在東北參加革命活動的家珍回來結婚，他回信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家珍仍經常來往于京、津、遼、滬、寧等地，聯絡起義，制運炸彈，并利用在兵站等崗位的職權，多次截留槍支彈藥和款項，為京津革命黨人起義之用。

　　1912年1月，家珍再次去南京，向孫中山報告情況，請示工作。受到孫中山鼓勵后的家珍，更為意氣風發。

　　1912年1月26日深夜，北京西四北紅羅廠，清朝頑固派首領良弼宅門口，家珍只身喬裝行動，把土制炸彈投向良弼。良弼兩日后死去，家珍當場英勇捐軀。

　　半個多月后，中國最后一位皇帝宣統退位，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宣告終結。

　　家珍在行動前給同志們留下的絕命書上寫道：“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辛亥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在祭革命死義諸烈士文中對家珍高度評價：“我老彭收功彈丸”，并追贈其為陸軍大將軍，在烈士故鄉建立大將軍專祠、紀念碑、衣冠冢、家珍公園。

　　家珍犧牲后，養父打算讓她另找對象，她堅決不同意。她深情而悲壯地發誓：“我愿意為家珍守節，抱養個兒子，將來延續烈士這一房。”

　　辛亥革命勝利后第二年的陰歷三月初十。她踏入了彭家大門！

　　家珍的妹妹家惠記得，那天全街掛彩，一道紅彩、一道白彩，表示一喜一哀。街道兩邊掛了很多紙制和布做的挽聯，來自機關、學校、團體的1000多人參加了這不同尋常的儀式。

　　她一襲黑衣乘坐巡警總監楊維的四抬大轎來到家珍家。第一道行禮，年僅10多歲的二妹家惠穿著學生服，手捧大哥的照片，與她并排站著，她向貼著祖先的紙牌位和家珍的照片行新式鞠躬禮——這就是她的婚禮！她手上的戒指是家珍給她買的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禮物，是家珍犧牲后由他的同志從北京帶回的。

　　第二道儀式舉行時，她進屋把黑衣換成白色孝服出來，再次向家珍遺像行禮——這是喪禮。這時，現場一片哭聲，特別是青年學生哭得尤為悲慟。此后兩天，又在家珍忠烈祠會府莊嚴隆重地舉行了歷時3天的追悼會。

　　家惠曾回憶，大嫂和大哥同歲，當時不到二十四。“大家很敬佩她，也同情她。”

　　家珍離家時，幺舅母問他什么時候回來，他說：“我會變成飛蛾飛回來，你看見蛾子飛回來，就是我回來了。”

　　她進彭家后，擺放了一張家珍的大照片，凝望著照片中那張英氣勃勃的面龐便成為她每天的寄托。

　　常有蛾子停留在照片上，幺舅母說：“大女子，家珍走的時候說變成蛾子飛回來，你看蛾子果真飛過來在家珍的照片上，是他回來了吧！”

　　后來她抱養了家珍三弟彭家元的大兒子為子，作為家珍的子嗣。只可惜孩子長到17歲時游泳身亡。敬佩大哥壯舉、心疼嫂子的三弟夫婦又安慰她，讓她在其余的兒子中任選一個為嗣，她選了彭傳直。

　　日子一天天過去。靠做絹花、紙花和短期撫恤金，她含辛茹苦把兒子養大。1951年，兒子從四川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想和全班同學一起去修建西藏第一條公路。那時的她已經60多歲，聽了兒子的想法，哽咽地說：“好男兒志在四方，你有這個志氣，是給你犧牲的爹爹爭光，我不能拉你的后腿啊，你去吧。”

　　兒子一去就是4年，后來又到其他許多地方修路，母子倆聚少離多，她卻始終是兒子的堅強后盾。

　　繼承了孫中山反帝反封建遺志，實現了孫中山民族復興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忘記那些為了中華民族共同夢想犧牲的先烈們。

　　1953年1月，毛澤東主席簽發了第494號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那蓋有中央人民政府紅色印章的紀念證上說，家珍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收到紀念證時，她淚流滿面。她敬仰家珍，認為夫君為國家犧牲值得。而紀念證則是她一顆對犧牲親人的忠貞和崇敬的心，獲得了人民政府的認同和優撫。

　　家珍是烈士，“他是為革命犧牲的”這一信念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她活著不能沒有這個支柱。

　　她學過文化，不贊同女子無才便是德。她常常對家珍的妹妹們說：“你們要好好讀書啊，機會難得！”

　　1959年夏天，從未到過亡夫墓地的她由兒子陪著來到北京。第二天就到坐落在北京動物園內的家珍墓地，這時家珍已為國捐軀47年！她凝視著刻有“彭楊黃張四烈士之墓”高聳屹立的漢白玉碑，沿著階梯而上，緩緩走到墓地一角，在家珍的墓前，獻上深切悼念先夫的花圈，又深深地鞠躬，此時此刻，她淚如泉涌，迸發出她一生的哀思。

　　1961年，她偏癱后，被兒子從天府之國成都背到山西太原，直至1963年去世。“把骨灰帶回去和你爹爹葬在一起”是她最后的愿望。多年后，她的骨灰被葬在四川成都的家珍衣冠冢旁，從此又開始兩人穿越時空的永恒守望！

　　她叫王清貞，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中國女性，丈夫是彭家珍，辛亥革命的功臣和烈士。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前夕的一個夜晚，相貌酷似彭家珍的彭剛在北京一家賓館，向新華社記者講述了他知道的奶奶和爺爺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彭剛來到中華世紀壇的一個正在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書畫展，去瞻仰爺爺的畫像——那是按照當年奶奶天天凝望的照片畫的。

　　彭剛說，作為烈士后代，彭家人在倍感自豪、驕傲的同時，也深感壓力，對社會有價值、有貢獻是彭家銘記在心的家規。

　　從對家門口掛的革命烈屬光榮牌的好奇開始，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對爺爺事跡了解的增加，彭剛越來越體會到爺爺那批熱血青年視死如歸、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偉大革命事業的可貴，也倍感奶奶這樣的烈士親人的可敬。

　　彭剛說，父親一輩子奉獻給公路建設，部分骨灰都撒在自己參與建設的高速公路上，自己和弟弟、妹妹從事的也都是與公路、鐵路建設相關的工作，爺爺和其他先烈用青春和鮮血為之奮斗的民族復興理想，正在辛亥革命后代手中一一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