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六周年了，回憶當時的情況，尤其我省湖南的情況，可作今日教訓者略述于左：
武昌起義是十月十日，湖南響應是十月十九日，湖南領導起義者是焦達峰和陳作新，他們是同盟會領導下的會門中的平民領袖，當時長沙城士大夫階級，尤其是教育界負責人不愿意平民領袖來領導，即推戴君主立憲派中之譚延來組織政府，焦、陳二人忙于援助武昌起義軍，政權就落到立憲派之手。革命軍隊赴武昌后，譚派軍官即在后方進行反革命的暴動，焦、陳被殺；從此湖南的革命旗幟一共九日就被反革命奪去了，革命領袖被反革命殺掉了。革命爆發之日，焦、陳提出的口號是“革命排滿”，而譚延來提出的口號是“維持治安，保全秩序”。最大多數的革命同志以為滿清官吏一倒，就是革命成功，地方士紳當然主張維持地方秩序，保全地方的治安，不知道革命是要破壞舊秩序和擾亂舊治安的。出于革命派思想上混亂，以致敵我不分、紳民不分、認敵作友而失敗了。不獨湖南如此，各省亦相同。例如武昌起義是下級軍官領導的，下級起義者自己不抓軍權和政權，而推戴害怕革命的高級軍官黎元洪為都督，不推戴自己的同志，而推戴上司，階級意識模糊的結果，就認賊作父了。
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憲派是針鋒相對的斗爭，同盟會反對滿清，同時要反對君主立憲派。由于不斗爭就不能生存。因此，同盟會前六個年頭中，在揚子江和珠江流域革命的暴動或個人或集團沒有間斷過，振奮了全國革命的情緒，動搖了滿清政府的統治。同時打擊了保皇黨，削弱了一切君主立憲派的政治影響，同盟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唯一旗幟。
當滿清政府一倒，同盟會立刻就分裂成為許多投機的及反動的政派，從此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時止，中國沒有革命的民主主義政黨，光有孫中山所組織的中華革命黨一小集團，它還不及同盟會的龐大和積極性，同盟會之所以瓦解，由于他們革命的共同目標是排滿，以為中國一切政治上的罪惡只在皇室和其貴族，把漢族的軍閥、官僚和帝國主義與滿清完全分開。因此，模糊了整個封建制度的聯系，僅僅鏟去了封建上層的屋頂，即鏟除了一個皇帝就停止了。不獨放棄平均地權，封建掘根的工作沒有做，而與一切地主和平共居，并對漢族中的一切大的官僚都與之合作。漢族中的軍閥官僚不獨沒有損失絲毫，且升作革命官，發了革命財，且腐化了一些革命分子；從此吸收了立憲派中的大部分政客和同盟會中的某些叛徒，作他們的黨羽。中華革命黨失掉了在中國的地盤，成為流亡的黨派；軍閥橫行就在這條件下開始了。但革命旗幟，即民主共和的旗幟，名實不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共同的旗幟。
軍閥毫無顧忌地混戰，帝國主義毫無顧忌地宰割中國廣大群眾，壓迫到不能喘息。而革命思想混亂，極端需要革命，又找不到出路，革命派的孫中山也找不到出路；由于孫中山還不能象洪秀全那樣發動群眾。舊的民主革命方式早就成了過去，新的革命還沒有到來，新的革命階級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因此中斷了。
至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削弱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發展了，加上俄國社會革命成功，引起世界殖民地人民興奮，國共合作和國民黨從新改組就成功了。自從同盟會瓦解后，只剩下中華革命黨一個革命的小政派，從此就有了同盟會的繼承人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一九二五——二七中國大革命，發展到了珠江和揚子江兩大流域，嚇壞了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及買辦階級；他們要在革命中找代理人，用來破壞革命黨派，使廣大群眾失掉領袖。蔣介石恰是帝國主義和地主及買辦代理人的人選，蔣介石是交易所出身的人，又是流氓中的特出人物，一切不擇手段，只要有利于自己，而不惜出賣民族國家和一切伙伴，毫無顧忌的敢做敢為，容易被人們誤認為他有“天才”，有“革命性”，孫中山上了他的當，我們的機會主義者陳獨秀也上了他的當。其實當他就職黃埔軍校校長時，即聲明他不愿任軍校校長，他說恐怕將來也成“軍閥”，這剛是所謂“柜內無銀五十兩”的聲明，但革命的人們警覺性不夠，致使蔣介石幾次的陰謀沒有深究。主要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采取妥協投降政策，蔣介石得以奪取領導權，得以進行反革命的“清黨”。
自“清黨”后，中國國民黨名存實亡，左派大部分被屠殺或轉入共產黨，真正至今日還算得同盟會的繼承人，已不是今日的國民黨中的元老，今日還是革命者只是寥若晨星的在野者。真正繼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只是中國共產黨而非其它，同志們，中國的解放歷史任務，過去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務，是落在我們的肩上！ （原載于1947.10.15《人民日報》）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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