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英豪 萬古留芳
——紀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
方賢旭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我收到美籍畫家、姑母方君璧寄來的“黃花崗公祭”國畫。
１９８０年，８２歲高齡的君璧姑母遠涉重洋，從太平洋彼岸回到祖國，在家鄉福建舉行個人畫展，并將她珍藏多年的１萬多冊中外圖書、畫冊捐獻給國家。今春農歷三月二十九應廣州有關方面約請，我陪姑母去廣州參加黃花崗７２烈士殉難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當時她曾表示，為了紀念７２烈士之一、胞兄方聲洞及其他為拯救中華而英勇赴死的烈士畫一幅畫。這次姑母來信囑我，將“黃花崗公祭”獻給紀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書畫展覽，聊表寸心。
面對畫卷，我心潮起伏，更加懷念和敬仰父輩和他們名垂千古的業績。
先父方聲洞１８８６年６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祖父方址亭經營轉運公司，時常往來京廣各地，思想比較開明。他用自己多年的積蓄供子女、兒媳念“洋學堂”，并陸續把他們送往日本留學。先父聲洞考入日本千葉醫學專門學校學醫。那時在日本求學的許多中國青年，耳聞目睹祖國被列強瓜分掠奪，清王朝腐敗無能，勞苦民眾處在災難深重之中，熱心尋求救國救民之路。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先父聲洞、六伯父聲濤、七姑君瑛、四伯母曾醒同時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在留學生中傳為美談。
先父一面在千葉學醫，一面為革命而奔走，他擔任中國留學生總代表，同盟會福建支部長及歸國代表等職務，經常秘密回國聯絡黨人，運送軍火。
１９０８年，先父回國同我母親王穎在漢口完婚。１０天以后，兩人一同去日本，父親繼續醫學學業，母親不久也進入千葉學校讀婦產科。母親及六伯母鄭蔭也在日本參加同盟會。
１９１１年１月，革命黨領導人之一黃興，去香港準備廣州起義。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華僑中募集武裝起義的資金，當時許多在日本的同盟會員也都從日本去香港待命，同盟會組織決定留父親在日本繼續讀書，堅持工作。但事過不久，香港急電，命我父親火速回國運送軍火。父親走的那天，我剛滿周歲，我們全家拍了一張臨別紀念照片，不料父親這一去竟成永訣。
廣州起義前，聲洞、君瑛、曾醒，都以極大的愛國熱忱投入緊張的起義準備工作。他們和許多青年把彈藥綁在身上運進廣州，先父和姑母等人利用空隙時間合影留念，并給家人分別寫了訣別信。
１９１１年農歷三月二十九，廣州起義的槍聲震撼全城，我父聲洞同黃興率領的一部分革命志士直攻總督府，攻入后堂，發覺總督張鳴岐早已逃之夭夭，這時敵軍蜂擁而至，我父親同革命黨人勇敢迎戰，奮力突圍，終因寡不敵眾，父親中彈犧牲，為拯救中華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就義時，年方２５歲。這次起義犧牲的人很多，只收遺體７２具，安葬于黃花崗。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沒有被撲滅。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先父犧牲以后，母親辛辛苦苦扶養我長大。為了完成父親的“教旭兒長大一定要愛國”的囑托。母親在我１１歲那年，送我到法國讀書，由七姑君瑛和十一姑君璧照料我。我在那里讀了小學、中學，又念了一年醫科。１９３１年秋天，我從巴黎途經莫斯科、貝加爾湖，回到闊別十年的祖國，探望母親。兩年以后，我再度去法國完成土木工程四年的學業，畢業時，有人勸我官費上美國，我拒絕了。旅居生活結束后，我回國住在上海。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了，我親眼看到解放軍從徐家匯方向進入市內，他們紀律嚴明，寧肯睡在人行道上，也不愿擾民。陳毅同志任上海市長，舊上海迅速被改造，新生活蒸蒸日上。１９５６年我到了北京，任外交學院的法語教師。黨和政府十分關懷烈士家屬，每月補助母親生活用費１００多元，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母親去世為止。
林彪搞所謂戰備疏散時，讓我年邁的老母去平谷縣郊區，我則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周總理知道此事，讓工作人員捎話說，老人年紀大了，不要去農村了。老母在京，我在干校。兩年后，母親寫信給周總理，說她八十三歲了，只有這一個兒子，希望分配工作時能留在她身邊。周總理馬上讓外交部把我調回北京。我與劉淑芳結婚后，總理雖在病中，也還請秘書給我母親寫祝賀信，令我及淑芳感動至極。
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際，我們炎黃子孫，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僑胞要緊密地團結起來，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為祖國的繁榮富強，民族團結、和平統一而共同奮斗，以慰先輩在天之靈。 （原載于1981.10.12《人民日報》）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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