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際，謹將個人當時的有關經歷，以及數次會見孫中山先生的情景，回憶于下以資紀念。
一
我的故鄉是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現為九江市）。清咸豐年間，我的一位曾叔祖參加了太平天國革命，后來當了軍帥，因而全家受到株連，不得不以“人丁散盡，家產盡絕”為名，遷到遠離縣城的僻靜地方，隱居下來。到了我父親時代，已是清朝季年，追查太平天國官員之事，漸漸松弛，他才參加府考，中了秀才，繼而補為廩貢生。１９０５年停科舉以后，他被推薦到浙江紹興府當文案。１９０７年因徐錫麟、秋瑾一案，我父親同情革命烈士，遂離職回到故鄉。他后來在九江同文書院（又名南偉烈書院）任教，方志敏同志就是這個書院的學生。
我父親從紹興回來時，帶回了一些革命書刊，如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鄒容的《革命軍》，以及章太炎的《ｑｉú書》、嚴復譯的《天演論》等等，這些對我的啟發很大。
１９０４年，日俄戰起。這兩個列強在中國的領土上作戰，清朝不惟不反抗，而且聲明“保持局外中立”，實為最大的恥辱，為世界人民所非笑，我也感到恥辱。
十九歲那年（１９０９），我考進了九江中學（其前身為濂溪書院）。學校里有兩位曾經留學日本的教師，一為地理教師楊秉笙，一為圖畫教師王恒（是個舉人，后來做了國會議員）。經他們的介紹，我加入了同盟會，并剪了辮子，立志改革。
辛亥年八月十九（即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義之后，九月初三（陽歷１０月２６日）九江相繼光復。最初的都督是標統馬毓寶，總參謀長是革命黨人李烈鈞，憲兵團司令是革命黨人廖伯瑯。九江一革命，我就以許礎的名字投筆從戎，參加憲兵團。李烈鈞不久推翻了馬毓寶，繼任九江都督。后來，李烈鈞成立秘書處，廖伯瑯就推薦我為秘書處的一名秘書。九月初十（陽歷１０月３１日）南昌亦告光復。南昌首任都督為吳介璋，僅兩個月就辭去了職務，繼之者為彭程萬，就職十多天當中“洪江會”鬧得很厲害，彭不安于位也辭職不干了。后來，經江西省議會開會推選，并由孫中山先生任命，李烈鈞遂由九江都督并升為江西都督。
次年，到了九江中學開學上課時，我又回到學校讀書。１９１３年春，袁世凱刺殺了國民黨理事、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國民黨與袁世凱破裂。當年７月，李烈鈞宣布獨立文告于湖口，起兵討袁世凱，“二次革命”戰爭爆發。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檄文》，其中有這樣幾句話：“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絕滅人道。而暗殺元勛，弁髦約法，而擅借巨款，金錢有靈，即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復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仇，實屬有負國民之委托。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寫得慷慨激昂，大義凜然，使人深受感動。后來才知道這篇簡短的檄文出自楊賡笙（字咽水，楊秉笙之兄）的手筆。我在各地紛紛討袁的激勵下，決計再次投筆從戎，于是第二次又來到李烈鈞部，參加了他的湖口討袁之役。
發動討袁之后，不幾天就發生了戰爭。袁世凱派李純領兵至贛。李烈鈞就命林虎旅長與之戰于瑞昌、德安之間。開初，林虎部居于優勢，袁軍不敵。但是，后來由于袁軍械精糧足，并且接連不斷地增援，林虎部逐漸失利，兩位團長相繼陣亡，李部遂退到吳城，終于寡不敵眾，吳城也陷落了。
湖口戰役失敗后，李烈鈞出走，在黃興的協助下到了日本。其他被捕和通緝者多人，被捕殉難者有徐秀鈞等烈士。徐秀鈞（號子鴻）是九江最早有革命思想的人。他１９００年到日本，不久就到歐洲，常住英國。孫中山先生初到英國，蒙難出獄后即晤見徐秀鈞。他是舊國會有名的議員，二次討袁后，徐逃到天津租界，然后潛赴北京進行活動，不料走漏風聲被袁世凱捉住。湖口戰役失敗，袁世凱派段芝貴繼續攻打江西，并將徐秀鈞押解回九江，我對徐秀鈞久已欽佩，事件發生后，我為其各方奔走，設法營救，歷來官怕洋人，因此我通過早期留美學生我的中學教師周太嬴、胡其炳（同文書院副院長）找到同文書院院長美國人庫斯非出來搭救。他們聽說庫斯非非要出面營救，于是事先就把徐秀鈞殺害了，并將其頭顱掛在城墻上，數日家人不敢收尸。
這次戰役失敗后，軍閥橫行，無法立足，我于是離開九江，去到上海求學去了。
二
我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先生是在１９１２年１０月間，孫中山先生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后，１９１２年９月，袁世凱授以全國鐵路督辦名義，到南北各地進行視察。是年１０月２５日，應李烈鈞之約，中山先生乘“聯鯨”號軍艦來江西視察，隨行者有馬君武等。中山先生到達九江后，當即換乘“西昌”號輪船晉省。李烈鈞對中山先生來贛視察，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準備工作，歡迎儀式甚為隆重。
中山先生在南昌停留了四天，１０月２９日又回到九江，出席各界歡迎會。我以革命一分子身份參加。中山先生著重講述籌劃興建鐵路的問題。他表示立志在十年內修筑十萬公里鐵路，使中國全境四通八達。當他演說時，有人問他這次回國帶回來多少錢？他說，我回國之初，回答中外記者的問題時也曾說過，我不名一文，所帶回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們要以革命精神興建鐵路……。時間過去七十年了，中山先生的講話和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以后，那是１９１８年暑假，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為成立全國學生統一的愛國組織——學生救國會，我和另一位同學作為北京學生救國會的代表，南下活動。行前，蔡元培先生給我們寫了介紹信，介紹我們到上海去看望吳稚暉（曾任北大學監，未到職）。８月間，經吳稚暉介紹，我們去莫利愛路會見了孫中山先生。當時，中山先生因護法運動失敗，被迫辭去軍政府大元帥的職務，離開廣州再到上海。中山先生在客廳里接見了我們。首先，我們對于北京學生開展愛國運動的情況，以及組織救國會和為什么要成立國民雜志社的理由都一一作了介紹。中山先生對北京學生的愛國活動深表同情，對出版《國民》雜志加強宣傳完全贊同，并講了一些鼓勵的話。記得在座的還有廖仲愷、朱執信、戴天仇（后改名戴季陶）等。客廳的一隅，坐著宋慶齡同志在打字。這是我第二次會見孫中山先生。
“五四”以后，北京學聯會派我和黃日葵同志作為代表，又南下串連，擴大斗爭，爭取勝利。我們到天津、濟南、武漢、南京等處聯絡，最后到達上海。
這時上海已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我們在上海積極籌備成立全國學聯。鑒于中山先生支持學生愛國運動，例如我們于“五四”被捕的消息傳開后，首先通電呼吁“學生無罪”的就是中山先生；他并寫信給天津學生聯合會，贊揚青年學生的正義行動；還通電廣東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工、學界代表，積極營救被捕學生等等，所以事先經廖仲愷先生聯系，我和其他幾位學聯代表去會見中山先生，請他在全國學聯成立大會上講演。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接見了我們，對我們撫慰有加，表示同情和支持學生界的斗爭。我們把請他講演的事說了，他當即答應下來。
全國學聯成立之次日，中山先生應約到環球中國學生會講演。在講演中，他指出現在的中國正處在最危險的地位。北洋軍閥毀棄約法與國令，與日本政府簽訂了賣國的２１條款及其他密約，在此情況下，救國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維持本人在南京臨時政府３個月的時間里，為民國所經營的諸制度；如不可能，只有重新革命，以盡去這些篡竊的人，蕩滌一切舊官僚腐敗的系統，而此條約也就當然否認了。記得他在講演時，特別對黨員溫世霖、謝持等人的官僚作風、腐敗習氣和渙散狀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而對于五四運動則倍加贊揚，他說：試觀這次學生運動，在很短的期間，收此絕倫的效果，由此可知結合起來的力量就會強大。中山先生的講演，對學生運動是個很大的鼓舞。
全國學聯成立以后，亦即１９１９年８月的一天，我和參加全國學聯工作的幾位同學，經與廖仲愷先生約好再一次去會見中山先生。不想途中一陣暴雨，及至到了中山先生寓所時，我們的衣服已被淋得盡透。我們向看門人說明來意，看門人說：“今天總統不會客”。我說：“我們要見的是革命的孫中山先生，不是見總統，而且是事先約好的，為什么不見？”廖仲愷先生聽到了我們的聲音，急忙走出來對看門人說：“他們幾位是事先約好的，這是我的疏忽，沒有早通知你。”接著就把我們讓到客廳里坐下，并去通知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出來見面之后，廖仲愷先生見我們因被阻門外面有不愉之色，連忙說：“你們幾位不是有問題要談嗎？我們現在就開始談吧！”中山先生接著說：“我愿意聽聽你們的意見”。于是我們分別講了個人的見解。有的陳述學生運動和一般民眾運動的情況，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團糟，問中山先生有何方針和計劃，等等。
中山先生的回答是：你們學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現在，我想給你們５００支槍，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如何？
我們就中山先生所談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談了很長時間之后，我們當中有人說：“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們應該告辭了吧！”一直坐在旁邊的廖仲愷先生接上去說：“多坐一會，正談到緊要的關頭！”于是中山先生從容而緩慢地回答了我們提出的問題。
中山先生談話的大意是：一、他要學生們托起槍來，不過是希望學生們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輕視學生開會、示威等動員民眾起來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并且相信那些行動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個人很注意宣傳，素來主張宣傳與軍事并重，不過事實上宣傳的工作做得不夠，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眾了解他的意見和主張。
當我們告辭時，中山先生高興地說：“我很喜歡這次痛快的談話”。歸途中，大家邊走邊談，覺得這位具有倔強性格的革命家頗能傾聽我們的意見。同時也感到，經過護法運動的失敗，中山先生已經意識到革命武裝的重要，所以他提出要給我們５００支槍，是絕非偶然的。
五四運動對中山先生確實起了推動作用，他在給海外國民黨人的一封信里說：“五四運動以后，社會就受到絕大的影響。反動政府雖然頑固惡劣，也不敢正面硬碰。”表明中山先生對人民群眾的力量有所感受。
他對于我們創辦的《國民》雜志和北大的《新潮》、《每周評論》甚為贊賞，所以指派廖仲愷、朱執信先生等，在上海創辦了《建設》雜志和《民國日報》附刊《星期評論》兩種刊物，作為宣傳民主革命理論的陣地，以“激揭新文化之波瀾，灌溉新思想之萌蘗，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中山先生在五四運動以后，對一些問題的認識，較前更有提高。他在同年１０月的幾次講演中，批判和拋棄了曾經有過的“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地方自治”等想法，明確提出今后“改造中國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陳土”，徹底地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政治。中山先生繼續前進了。
這次會見之后，我于１９２０年初即赴法勤工儉學，１９２６年底始行回國。這時中山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我一回國就在廣州中山大學和他創辦的黃埔軍校任教，至今猶感榮幸。
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中山先生“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遺言仍然鼓舞著我們。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毅然決定改組國民黨，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當前，為了實現和平統一，中國共產黨希望臺灣當局真正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遵從孫中山先生的“和平奮斗救中國”的遺教，以民族大義為重，走愛國統一道路，早日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為完成統一祖國大業而奮斗。（原載于1981.10.06《人民日報》）
（來源：人民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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