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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率部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于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在西北地區，以西安為中心的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有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率領的第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屢受排擠，對此，他們極為不滿，尤其是東北軍，過去盲目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棄守東北，遭到國人唾棄，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損失，全軍上下深感“剿共”沒有出路，強烈要求抗日，收復東北國土。在瓦窯堡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種種渠道，大力開展對這兩支軍隊的工作，堅定了張、楊聯共抗日的決心，從而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勝利。
張學良自從在西北地區實行聯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都被拒絕。蔣介石調集嫡系軍隊約３０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陜甘參加“剿共”。之后，蔣又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把軍隊全部開赴陜北“剿共”前線。１２月１２日凌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并囚禁了陳誠、衛立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如何對待事變的問題上，南京當權勢力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主張。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竭力策動“討伐” ，轟炸西安，企圖取代蔣介石的統治地位；而親英美派的蔣介石親屬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則不顧何應欽的反對，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而積極努力。
中共中央在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進行正確分析之后，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同時中共中央還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并不想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此次事變的態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也參加了談判。他遵照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并進行同南京方面的談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的商談，宋美齡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個月后抗日發動”等項承諾。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
第二天下午，張學良決定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消息傳出后，西安出現動蕩不安的局勢，東北軍中堅決主張聯共抗日的王以哲軍長被東北軍中一部分過激分子殺害，內戰危險重新出現。周恩來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堅定而細致地進行工作，鞏固了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團結，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偉大成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社會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系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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