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肇建的中華民國建立六年之后，工商界在“雙十節”紀念中發出的感慨卻是“仍商業危急之秋”。這一感慨不僅與民國元年“產業革命，今也其時”的熱情期待大相徑庭，并且自認為是“最受影響”而不得不“臨深履薄”。
工商界中的許多人士認為紀念“雙十節”不能僅僅只是走過場而流于形式，并提出了各種振興實業的具體舉措，因為振興實業始終是救亡救國的重要途徑。
同時，工商界也借此特殊政治場域從各方面大力呼吁振興實業，并借助“雙十節”促銷國貨，使商業與政治得以有機結合，產生獨特的作用與影響。
從民國元年開始，武昌首義（1911年）爆發的10月10日被定為民國國慶日，也稱“雙十節”。此后幾乎在每年的“雙十節”都舉行活動，紀念武昌首義與辛亥革命。每逢“雙十節”紀念日，各家店鋪門前幾乎都會張貼大幅標語和對聯，懸掛國旗、燈籠，有時商會還組織工商業者舉行提燈游行，由此使各個街市和整個社會都充滿了紀念國慶與辛亥革命的氛圍，也使廣大市民能夠通過直觀感受而留下十分深刻的“辛亥”記憶。
不過，即使在國慶紀念這一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工商界所談論的話題主要也并非政治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方面的內容，體現了近代工商界紀念辛亥革命的明顯特點。因為，實業振興與經濟發展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
“國磬”與“雙蝕”
在“雙十節”紀念中，一方面是受政府與社會的推動，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認識與覺悟，工商界一般都會積極參與有關紀念活動。例如1912年的“雙十節”來臨之前，上海總商會即“通知南北各商號，屆期懸燈結彩三天，同伸慶賀。南市、閘北、滬西各商團，均須舉行提燈會”。上海南市商會還“制就五色燈數千盞，五光十色”。10月10日當天，上海工商界舉行的紀念儀式甚為壯觀，尤其是商團的慶祝隊伍引人注目。據報載，上海繁華之處“是夜人山人海，歡聲雷動”。1928年的“雙十節”，廣州總商會與市商會“以‘雙十節’為國慶紀念日，經通告各行商一致慶祝，休業一天。是日，全市馬路及內街各商店住戶，均懸旗結彩，生花盤景，布置宏偉，壯麗異常……各種熱烈情形，誠為空前所未有”。
1912年“雙十節”，上海舉行紀念大會、提燈會，各租界停市慶祝，各學校舉辦游藝會。寰球中國學生會舉行紀念活動，孫中山到場發表演講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界在“雙十節”紀念中，也曾闡明開展此項活動的政治意義，意識到“良以數千年專制淫威，蕩滌于今日，三百年滿人攘政，排斥于斯時，是以凡知共和之樂，與引光復為榮者，咸不可無以紀念之” 。有的還曾說明：“‘雙十節’，中華民國建國之紀念日也。紀念者，紀念革命諸先烈斷頭流血之苦，懔前人創業之維艱，勖后人守成之，宜謹也。” 天津總商會更曾明確表示：“國民尤應特為慶賀，以示同心同德，贊助共和之誠心，實吾民之義務。” 但是，與社會其他業界相比較，工商界在“雙十節”紀念中對政治問題的闡發顯然為數不多，其突出特點是對經濟問題更為關注，往往是借助“雙十節”紀念對實業發展現狀發表諸多感慨。
辛亥革命一舉推翻清王朝，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也使工商界盼來了振興實業的新時代。工業建設會發起旨趣指出：“往者，憂世之士亦嘗鼓吹工業主義，以挽救時艱，而無效也。則以專制之政毒未除，障礙我工業發展為絕對的關系，明知者當自為之。今茲共和政體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運會，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而所謂產業革命，今也其時矣。” 這番言論，可以說反映了當時整個工商界的心聲。但是，民國建立之后仍然是軍閥割據紛爭，政客攘權奪利，外患日益加劇，不僅實業未見振興，而且持續處于衰敗狀態，使工商界大失所望。于是，在“雙十節”紀念中工商界對此不無感慨。
例如1917年“雙十節”紀念日上海總商會發表的頌詞，開篇即表示：“民國成立于今，六年之中，危險萬狀，我商界最受影響。……仍商業危急之秋，正國民憂患之日。臨深履薄，惕惕于懷。”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肇建的中華民國建立六年之后，工商界在“雙十節”紀念中發出的感慨卻是“仍商業危急之秋”，不僅與民國元年“產業革命，今也其時”的熱情期待大相徑庭，并且自認為是“最受影響”而不得不“臨深履薄”。在兩年之后的“雙十節”紀念儀式上，上海各路商界聯合會依然表示：“‘雙十節’為我國共和成立之日，凡我商人，自當一體休業，升旗慶祝。但我國之現境，外侮內患，哭且不暇，何慶之有？”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工商業的持續不振，工商界在“雙十節”紀念中所表現出來的不滿情緒似乎也越來越顯著。有人表示：“自有雙十以來，連今日為十二次，吾人于過去十一次中，因慶祝而生之希望，不但未見實現，而且適得其反，軍閥之專恣，萑符之張膽，債臺之日上，外交之失敗，均足斫傷元氣。而共管之聲，尤伺隙而興。際斯時運，吾人雖欲一開笑口，為第十二次之慶祝，實無異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已。” 字里行間，明顯透露出工商界的強烈無奈與失望情緒。以至于又有人認為：“以國慶而談希望，猶之端午之啖角黍，中秋之嚼月餅，例行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