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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看到“許三多”在春節聯歡晚會上穿著工裝、戴著安全帽領唱《農民工之歌》的時候，張萬民覺得“格外提勁兒”。
他在北京當建筑工人已經7年了，“歌里‘身上沾泥花，臉上掛汗花，昨天我是農民，今天當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氣風發’唱的就是我！”
自豪之后，煩惱來了：“我娃娃該讀書了，想帶在身邊讀書又沒有北京戶口，我聽人說，‘許三多’以前也是個農民，他辦好了北京戶口了嗎？”
問題在于社會福利與戶口捆綁
戶口，已成為今年兩會中熱度最高的詞語之一。
宗慶后代表建議，放寬戶籍限制，出臺外來務工人員落戶城鎮政策，讓外來工真正安居樂業。
他建議政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外來務工人員落戶城鎮的政策。同時從工作年限、技術水平、對企業的貢獻等方面制定具體可行的落戶細則，使符合要求的外來務工人員率先落戶城鎮，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同城待遇”。
“國家有關部門應修訂《戶口登記管理條例》，破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特權與功能”，全國人大代表趙林中建議，通過戶籍改革，破解流動人口管理難題。
他說，目前，因戶籍管理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現象普遍存在。戶籍改革推進過程中，與戶籍相關的教育、計劃生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賠償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亟待突破。“例如，有戶籍的人可以享受各種社會保險，甚至還能享受低保和廉租房；沒有戶籍的人在一個城市工作很多年，卻什么都沒有，子女上學還要交贊助費，遭遇車禍‘同命不同價’，大量的民工人潮流動可戶口無法流動等，形成了戶籍歧視”。
他認為，在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戶籍制度并非一無是處，造成以上不平等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現行社會福利政策與戶口捆綁。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該重新定位戶籍管理的職能，把戶籍制度還原為“登記管理”，盡快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界限。“應該研究解決計劃生育、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義務教育、農村土地承包和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相關的社會分配政策問題，破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特權與功能，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方面體現公平”。
打破戶籍藩籬是對農民的第二次解放
全國政協委員、暨南大學教授陳偉明注意到，這兩年一些省市嘗試了戶籍改革，但只是形式上統一了戶口本，其背后附加的社會福利卻還沒變，諸如子女入學、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社保、福利、高考等，名義上有了進城的“門票”，卻享受不到實際的“市民待遇”。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律師認為，現行的城鄉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違反了公民的平等權。戶籍改革打破二元化的藩籬，是對農民的第二次解放。
在他看來，我國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主要是依據1958年出臺的《戶口登記管理條例》，有四大原則：以家庭為單位、經常居住地為依據、城鄉二元化、遷徙審批。這種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導致了城鎮人口優先享有公共資源，在招工、招生、社保、醫療等社會福利方面造成不平等。戶籍管理制度某種意義上變成了等級制度。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人口流動迅速，這種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戶籍管理制度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是一篇大文章”，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劉光磊認為，該問題必須要盡快研究，予以解決，“長期這樣延續下去，農民老是被約束在黃土地上，兩極分化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城鄉統籌發展的問題就沒法解決。”
徹底放開戶口將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期望徹底放開戶口遷移門檻，讓任何人都能按自己的意愿到任何地點落戶。
“我的天呀，要是人再多點，以后可怎么出門呀？”3月10日，走出擁擠的地鐵車廂后，北京市民胡女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抱怨，如果把北京戶口徹底放開，一下子增加很多人，“本來交通壓力就很大，北京怎么吃得消？”
陳舒代表認為，寄望于戶籍改革一下子完成不可能，只能逐步試點，逐步縮小城鄉經濟差距，才有希望完成真正意義上的戶籍改革。“取消農村戶口容易，但要實現自由遷移，享受城市真正實惠，短時間內難度很大，這源于城鄉差別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彌。”
在陳舒看來，下一道城鄉戶籍統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戶籍制度背后的利益關系理順卻不容易。比如低保，政府需要補給多少資金？比如農民子女的教育，城市財政是否承受得起？
2003年，重慶主城取消了“農業、非農業戶口”二元結構。實行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所有人都具有“重慶市居民戶口”，在教育、參軍、就業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而為此設置的門檻較低，只要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即可。
劉光磊表示，重慶的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仍將堅持下去，但這不等于現在就徹底放開所有門檻，“我們將在堅持中去完善”。
他說，必須有序、合理地解決戶籍問題，如果農民都把土地扔掉后進城了，解決不了生計問題，住在窩棚里，完全靠城市養，也是不行的，城市將不堪重負。此外，還應該考慮到社會的結構、分工問題，不能沒有人從事第一產業，非讓農民到城市里來，又將滋生新的社會問題。
“適度放開是對的，但要防止一風吹”，他說，人們在遷移時，也不要一味地盯著大城市，也可以考慮落戶到中小城市和城鎮。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桑海分局局長萬凱認為，目前，戶口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戶口本身，而是在于城市功能的限制。“一旦徹底放開戶口遷移，城市承受不了，必然就會用其他的手段設置門檻，戶口只是個擋箭牌而已。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看國家的發展，發展水平沒上去時，盲目地放開戶口，是不現實的，將會讓更多的人受累。”
很多人大代表認為，解決戶口問題要以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為基礎，戶籍管理制度必須與城市的工業化、現代化水平相適應。否則，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城市，帶來的必然是勞動力就業、基礎設施容納、失業救濟、交通出行、社會保險等方面出現問題。其結果是城市化甜頭尚未嘗到，反而迎來“城市病”。
戶籍制度改革不會一刀切
有媒體報道說，鄭州曾經嘗試“基本磨平城市入戶的門檻”的戶口新政策，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全國各地戶改政策最寬的，但新政策實施后，帶來很多問題，給城市帶來很大壓力。
生源爆滿成為近年來鄭州市各中小學的普遍現象，有的班學生人數高達90多個。一些學校操場站不下全體學生，竟然在做課間操時實行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分班輪流做操制度。一些學校的學生下課上廁所，竟然還要排長隊。
這種現象耐人尋味，折射出戶籍改革的艱難。顯然，在各種社會事業的承受能力有限的背景下，戶籍改革需整體推進。實現遷徙自由的理想不能超越現實可能，解決戶口問題必須有更宏觀的視野，單純靠取消遷戶門檻并不現實。
劉光磊算了筆賬，我國農村有3億富余勞動力，城鎮有8000萬，如果這3．8億人口全部轉成市民，按修建一個城市容納100萬人口計算，就需要修建380個城市，“戶籍制度改革不能盲目地搞，還得設置一定門檻。”
“事實上，公安部一直都在積極推動這個事（戶籍改革—記者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我們在拖延。”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日前表示，由國務院牽頭，包括公安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14個部委正在積極協商戶籍改革的事情。
據透露，戶籍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放寬戶口遷移限制，引導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動。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表示，戶籍制度改革不會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會有區別。他稱，戶籍制度改革牽扯到住房、教育、醫療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戶籍制度何去何從，百姓依然在期待。（記者 田文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