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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張圖片一字排開，有的畫著牛，有的畫著井……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項目。每一張圖片的下面都有一個碗。參與“投票”的農民，每人發6顆玉米豆，喜歡哪個項目就往哪個碗里面放上一粒。最終選出來的6個項目將會付諸實施。
許多農民都把玉米豆投給了水井。這里是貴州畢節試驗區納雍縣一個貧困的村落，屬喀斯特地區，年降水量1600多毫米，但是每年春節至6月份，降水很少，導致人畜飲水困難，生產用水更不要提了。
當年那些“投票”的農民不會想到，這6顆玉米豆播下的是改變命運的種子。
多年后，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社會服務部部長何丕潔給這種農民投票選項的方式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參與式扶貧”。
民革中央只是參與畢節扶貧的8家民主黨派中的一家。自從1988年國務院批準在貴州省經濟發展最為貧困落后的畢節地區，創建“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以來，這8家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一道，在這片實驗田里探索出一條科學發展的道路。
20年后，他們的嘗試被稱為畢節模式。
參與式扶貧由農民做主
“所謂參與式扶貧，就是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如何脫貧，做什么項目，怎么來做，不是由專家、官員來定，而是發動群眾，發動村民，讓他們來作選擇。雖然有的農民沒有文化，但是他知道他這個村子適合發展什么，急需要做什么事情。”何丕潔委員說。
當年民革中央按著村民的選擇做的第一個項目是水窖工程，他們給每一戶村民1000元錢，解決水泥和鋼筋問題，在幫助做了13個示范井以后，讓農民自己打水井，做水窖。如今這個村已經有近400口井。村民們春天不是等水、背水，而是耕地種菜。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原榮譽副主席厲以寧委員說，“過去的扶貧，我們是高高在上的，現在不是這樣，我們8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是以平等參與者的身份參加畢節的扶貧。跟他們共同商量、共同討論、研究，怎么把畢節地區的工作做得更好，讓畢節的發展更快。”
而在農工民主黨貴州省會副主委、貴州畢節地區行署副專員張光奇委員看來，參與式扶貧還有另外一層含義，那就是農民間的互幫互助。農工民主黨在貴州省大方縣有個1＋1養牛項目。參與項目的農戶必須簽合同，第一批農戶養的牛生的第一只小牛要送給其他農戶。這實際上是一種滾動式發展，不僅融洽了農戶間的關系，而且有利于相互監督。
20年間，無數這樣的故事改變了畢節的面貌。這個生態脆弱、極端貧困的地區，將生態建設與開發扶貧結合起來，走上了脫貧新路。其GDP、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增長10倍以上。而森林覆蓋率從14.94％提高到34.92％；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1.29‰下降到8.45‰；貧困人口由312.2萬人減少到52.9萬人；
脫貧先解決知識貧困
張光奇委員體會最深的的是教育的發展。畢節的威寧縣是110萬人口的大縣，2004年參加高考的只有400人左右。但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達到了2000多人，還有學生考上了北京大學。
“扶貧首先要扶愚，脫貧先解決知識貧困。”在畢節脫貧的實驗中，各民主黨派始終把培養人才與加強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民主黨派的一個優勢是專家多、企業家多。他們在畢節扶貧中很好地發揮了這兩方面的優勢。
民革中央在納雍縣的核桃寨村開展了“村校一體化”工程。農村學校的校長到村黨支部任副書記或者是村長，村里的副書記到學校任副校長，或者是校黨支部副書記，讓學校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多的知識、人才，甚至是文化、體育、衛生方面的作用。一些學校的校長還引進了新技術新品種，在村子里面開辟野地，進行示范，取得成果后在全村推廣。2001年核桃寨村人均收入不到600元，2007年他們的人均收入達到了2700多元。
小額貸款與窮人經濟學
農民要想發展，制約最大的一個因素就是資金問題。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創辦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1976年，尤努斯碰到了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貧婦女，因為受到放貸人的盤剝，她一天連兩美分都掙不到。尤努斯于是掏出27美元，分別借給42個有同樣境遇的女人。他希望這些人能借助貸款擺脫廉價出賣勞動力的命運。當年，以此為目的的“格萊珉銀行”成立。1983年，當局允許其正式注冊。這被普遍認為是全球第一家小額貸款組織。
今天，格萊珉銀行以保持了9年的盈利記錄成為兼顧公益與效率的標桿。而依靠無抵押的小額貸款，該銀行639萬個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經成功脫離了貧窮線。
這個窮人經濟學的精典案例，能否在中國上演？當小額貸款一直在中國舉步維艱之際，畢節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何丕潔委員說，當時核桃寨村農民用電是1．4元／度。而要完成電網改造，一家先要交180元的啟動資金，他們交不起錢。我們就從社會上籌集了3萬多元資金，改造電網以后先按1．4元／度收費，再把收上來的錢作為發展基金。從這3萬元錢啟動，農民得到了2000元、3000元的發展貸款，他們成立了一個管理組織，把這個錢很好地用起來、管起來。現在這個資金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支持，已經滾動到將近30萬元。
“我們最近去調查，他們把錢管得非常好，都是農民自己審查項目，自己來管理，自己來收回。這是解決農民、農村發展中資金瓶頸問題的一個好方法，可以進一步推廣。”（記者 潘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