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重鎮遵義紅花崗區老城子尹路96號，一棟兩層樓房，坐北朝南，臨街而立。
76年前，在這棟小樓里召開的一次會議，深刻地改變了黨和紅軍的命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上成熟，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點”——這次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從此，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四路紅軍總里程長達六萬五千里的遠征，幾多悲壯，幾多慷慨，幾多豪邁。黨和紅軍曾一度面臨生死攸關的危難時刻。當時不會有人想到，他們的遠征，會成為一部無與倫比的史詩；他們的精神，會成為超越時空的巍峨豐碑。
從1934年10月到次年11月，面對國民黨軍隊重重“圍剿”，四路紅軍先后離開養育過他們的中央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川陜根據地、湘鄂川黔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遭遇自出發以來的最慘烈一戰——湘江戰役，空前悲壯。
仍居住在遵義城的96歲老人王道金是長征親歷者。他回憶道，湘江戰役之后，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為3萬多人，損失慘重。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黎平召開了長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
黎平縣黨史工作者謝俊泉說：“黎平會議討論了之前在通道會議中涉及的紅軍進軍路線問題，爭論十分激烈。博古、李德等人仍堅持北上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毛澤東等人則主張向敵人勢力薄弱的黔北進軍。雙方互不相讓，會議一直開到深夜。”
終于有了結果——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被采納，決定放棄原定計劃，西進渡烏江北上。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為期3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批評了博古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其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通過了“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等4項決定。
遵義會議后，紅軍在青杠坡地區對川軍兩個旅發起猛攻。此戰異常激烈。不足兩平方公里的葫蘆形山谷里，3000多名紅軍將士陣亡。因敵軍不斷增援，再戰不利，紅軍奉命撤出戰斗。四渡赤水，由此拉開序幕。
時東時西，時進時退，四渡赤水的100多天中，紅軍作戰方向變更達10次之多，最終實現了渡江北上的既定戰略方針。中央紅軍從此改變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奪取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
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原館長、黨史專家費侃如這樣描述遵義會議在黨史、革命史上的重要意義：“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其意義極為深遠。”
面對國民黨軍隊重兵圍追堵截，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在川黔滇萬水千山間縱橫馳騁：四渡赤水、虛指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1935年9月16日，黨中央率領北上的紅一、紅三軍拿下并跨越攔阻他們由川入甘的最后天險——甘肅迭部縣東北鐵尺梁下的臘子口。
9月18日，北上紅軍到達甘南交通重鎮哈達鋪。隨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把落腳點放在陜北的重大決策。
10月19日，中央紅軍（這時編為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勝利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落腳陜北，中國革命站在了新的起點上。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最終匯聚在西北黃土高原，匯聚在抗日救亡的前線。
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轉移，從此有了一個讓中華民族至今為之驕傲的名字：長征。
長征的勝利，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實現了紅軍的戰略大轉移，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在貴州遵義，在甘肅臘子口，在陜北吳起，紅軍經過的許多地方掀起了紅色旅游熱潮。僅在遵義，今年以來游客已達50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20％以上。
遵義市委黨校教授尹瑞華說，遵義會議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富有時代內涵，應該世代繼承和發揚。而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成為激勵我們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記者周之江、李驚亞、白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