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矛盾張力下求索和諧新智慧
——共和國60載，讓歷史啟示未來之四（社會治理）
60載，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全方位和多層次的變遷。中國社會轉型尚在進行中，中國社會進入矛盾凸顯期、風險期，不斷考驗著黨的執政治國能力。和諧社會建設目標提出以來，我國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日漸明晰。而面向未來，欲實現社會發展、社會公正、社會和諧，當有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社會治理結構，政府當由社會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轉向社會治理的主導者，治理方式當由人治轉向法治，由施壓轉向合作。
三大變量合演中國社會變奏曲
共和國甲子之際，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哪些變量共同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對此當有清醒的認識，務實的判斷。
變量一：個體自由度躍升。公民與社會關系由“身份關系”到“契約關系”。
從身份到契約，是一個著名的社會進步公式。前者以家族出身為標準，界定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強加于個體；后者則是以契約為原則，個人與社會在自由的狀態下建立關系。中央編譯局研究員周紅云對半月談記者說，從身份關系到契約關系的轉變，標志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意味著個體解放、經濟自主和政治平等。
新中國建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一個身份社會。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按照“家庭成分”將人劃為三六九等，“根紅苗正”者享受各種好處，“黑五類”等21種人則被視為“狗崽子”，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即使能力再強，在“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的體制內，根本無法改變自身命運。
“文革”結束，“個人崇拜”的桎梏、“兩個凡是”的束縛都逐漸被打破，億萬人擺脫了“家庭成分”的捆綁，個人意識猛然覺醒，身份社會逐漸瓦解。特別是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全體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個人對家庭和單位的依附性逐漸減弱，個人在經濟活動上有了合法的自主權和自由權，社會交往逐漸通過契約來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