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一、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早就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希望盡早結束社會動亂，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股猖獗十年、禍國殃民的政治勢力終于被掃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連數日舉行集會、游行，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歡慶之中。
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使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黨中央首先著手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績。揭批“四人幫”，必然聯系到十年內亂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受迫害的干部、群眾進行平反，特別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
然而，讓人們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社論卻提出“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的觀點的出現，說明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批評“兩個凡是”。陳云、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在全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于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準的“兩個估計”(即:建國后十七年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科教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宣告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并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在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個人崇拜仍在束縛著一些人的頭腦，撥亂反正每前進一步，都十分艱難。揭批“四人幫”，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準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生急于求成的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的工作雖然有所前進，但并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現歷史的轉折，而是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架內“抓綱治國”，結果導致在前進道路上出現徘徊局面。歷史和現實的要求是，黨必須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在總結建國以來成功和失誤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是有功的，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使社會、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但是，他沒有能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別是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晚年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錯誤，未能解決既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個復雜的問題，因此也就無法承擔起撥亂反正、帶領全黨走向轉折的重任。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在廣大干部群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論工作者開始掙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在不同場合討論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并醞釀撰寫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對“四人幫”設置的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要敢于觸及，弄清是非。盡管文章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作正面闡述，實際上卻批判了“兩個凡是”，因而立即引起“兩個凡是”同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由于“兩個凡是”的影響相當頑強，該文的觀點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后，《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站在討論前沿，踴躍參與。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準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