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62年鄧小平《怎么恢復農業生產》講話

　　 綜述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一句民間諺語能夠和一個時代聯系起來，除了語言本身的直白和傳誦感外，更重要的是它來源于群眾的切身實踐，能夠直指群眾的深刻需求。

　　1978年春，距離北京1000多華里，山東一個偏僻的村落。一戶農民被當成“資本主義暴發戶”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這戶農民外，其余各家都在外討飯。

　　這是浩劫剛剛過去的時代。僵化而強大的體制及理論體系仍極具統治力，與此相應的是多年積貧后瀕臨崩潰的社會經濟。窮則思變的沖動與僵而不死的思想體系已勢如水火。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不是，沒有現成的答案。

　　鄧小平認為，搞理論爭論，就會貽誤時機，錯過發展機遇。空洞的爭論無濟于事，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應該大膽地實踐，大膽地試，先不要下結論，干了再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貓論”改變了過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識形態考量、凡事都要先從政治著眼、凡事都要先問問教條的思維習慣。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貓論”成為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志。

　　由此，個體正當的利益驅動得到了表演的機會，從而極大激發了整體的潛能。1980年末的統計顯示了這一點：堅守在人民公社陣營里邊的產量不增不減，包產到組的地方增產10%到20%；包產到戶的地方增產30%到50%.

　　“貓論”貫穿于改革開放的各個階段，在很多場合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鄉鎮企業、特區、私營經濟、證券、股票……與此同時，由“貓論”開啟的思維之門已經洞開，個體、群體的創造趨于活躍，市場變得豐富起來。

　　故事

　　鄧小平貓緣

　　西單東南的一處普通四合院，是四川飯店的舊址。當年鄧小平最喜歡到四川飯店的宋廳，廳內掛有一幅黑貓白貓圖。據稱，小平曾在此談到過姓“資”姓“社”問題。

　　 鄧小平家中也掛有一幅《雙貓圖》。一只貓毛色雪白、茸毛輕柔，另一只貓毛色烏黑、黑里透亮。畫的上方，是幾行遒勁蒼老的題詞：“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畫者是被譽為“江南貓王”的著名畫家陳蓮濤。

　　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時，得知“江南貓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向陳蓮濤致意。陳精心構思，畫了一幅《雙貓圖》，托人敬獻給鄧小平。

　　貓有靈性，目光敏銳，活力充足，外柔內剛，這一點跟小平很相像。

　　坊間流傳一種說法，貓有九命，所以鄧小平三落三起，每次下落后，都反彈得更高。

　　回眸

　　“貓論”挨批一舉成名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

　　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2001年，APEC首腦峰會上，這句話成為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開場白，寓意亞洲現在最需要的是發展。

　　“貓論”溯源，要回溯至上世紀60年代。

　　1962年，一些農村地區為了應對饑荒和自然災害，自發產生了包產到戶、責任田等各種各樣的生產形式。

　　這些變化，在黨內引起較大爭論。

　　7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認為，哪種生產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他引用劉伯承經常說起的四川諺語：“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陳云等對此表示贊同。這只是一次內部會議的講話，“貓論”并沒有傳播。

　　1962年7月7日，鄧小平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時，再次借用這句諺語來表述他對恢復農業生產和包產到戶的看法。該講話后收入《鄧小平文選》。

　　這是“貓論”第一次公之于眾。后來訛傳為：“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本是四川農村的一句俗語。天府之國，田多糧多，鼠多貓亦多。農人養貓，為的是滅鼠護糧。所以，黃貓也罷，黑貓也罷，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就是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應運而生并逐漸流傳起來的。

　　鄧小平的同鄉和戰友劉伯承，每逢大戰在即，經常脫口而出的就是這句話。

　　鄧小平1962年的這兩次講話，不久即因毛澤東批評“搞單干風”收回。

　　“文化大革命”期間，“黃貓黑貓”這個比喻更被指責為“唯生產力論”，遭到批判。

　　“貓論”挨批，反而推動了它的傳播。

　　1976年前后，毛澤東點名批評鄧小平。毛澤東說：“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黑貓白貓論”就此成名。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志。

　　上世紀80年代初，薄一波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么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1985年，鄧小平再度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被摘登在《時代》周刊上。“貓論”的影響擴大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