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九月六日電 題：中國嬗變之二：文化復興打造智慧中國 “臭老九”成“香餑餑”

　　中新社記者 王祖敏

　　八月底、九月初，幾則新聞并不惹人注目但卻引人遐思：中國工程院院士、八十四歲高齡的鐘世鎮獲得二百萬元的廣東科技突出貢獻獎；福建三十三位“杰出人民教師”，每人獲得三十二萬元的商務轎車一輛；杭州將拿出一百五十萬元重獎科技人員，并將于十月專門召開表彰大會……

　　在新中國六十華誕來臨之際，各省市的科教工作者紛紛成為慶功會上的主角。昔日“臭老九”在這個“科教興國”的時代成為炙手可熱的“香餑餑”。

　　十年“文革”，使中華文明飽受摧殘。作為社會“大腦”的知識分子被冠之于“臭老九”之名，成為當時最卑賤、最受人唾棄的階層。新中國前進的車輪也在“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論調中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局面。

　　一九七六年金秋，中共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也宣示著中國進入一個“文化復興”的新時期。

　　在國務院批準《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后，中斷十一年的高校招生考試制度得以恢復。作為最早的撥亂反正之舉，高考制度的恢復，不僅挽救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也輸送并儲備了大量的知識和人才，成為中華民族實現新騰飛的重要基石。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優先發展教育”等一系列重要舉措的出臺，使得中國知識分子走到了時代發展的前沿。

　　但在解除政治桎梏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一度受到經濟大潮的沖擊，“腦體倒掛”成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熱門話題。

　　一九九五年無論是對于知識分子，還是中國的發展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節點。是年五月六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次年的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科教興國”列為基本國策，確定了科技和教育是興國的手段和基礎的方針，推動中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作為“科教興國”的主力軍，中國知識分子在以其智慧和才華不斷提升中國“硬實力”的過程中，也使得自身地位不斷攀升——這個曾經排名“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后的“臭名昭著”的“老九”，一躍成為最受民眾尊敬的精英階層。

　　而在此之前，“知識化”已經成為各行各業選拔帶頭人的主要依據之一。從中央領導集體至省市各套班子直至小小的村官，擁有高學歷、高職稱的知識型和專業型人才比比皆是，中國政壇徹底告別了“泥腿子”時代。

　　這個充滿智慧和能量的東方大國，正在國際政治、經濟、外交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正如二00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所言，在很多領域的改革中，中國已經走在前面，日益成為創新改革的帶領者。“如果中國未來成為‘頭條’，我絕不會感到驚訝。”

　　中國對科技、教育的重視，也帶來了全社會的求知大潮和文化復興，國民素質整體大幅提升。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日漸展露出其現代文明的“軟實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