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部長訪談錄）以金融之血給養中國經濟之軀――專訪央行行長周小川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9月19日攝） 新華社發
新華網北京９月２３日電 （記者 王宇）他是中外媒體高度關注的中國官員，每每在公眾場合，他總會遭到記者的“圍追阻截”；他曾發出“不要讓老百姓手里錢毛了”的聲音，揭起同通脹作戰的大旗；他推動近十年來中國金融領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人民幣匯率改革，被尊稱為“人民幣先生”。他，就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日前，新華社記者走進周小川辦公室，與周小川面對面，聽他盤點新中國金融業６０年的輝煌成就。
“作為現代經濟運行的血液，金融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日益明顯”
不久前，《亞洲銀行家》雜志評選２００９年“領導成就獎”時，專門向周小川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銀行頒發了“危機之年卓越領導特別獎”：這一獎項這樣評價道：“這位行長審慎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在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之時成功刺激了中國經濟的增長，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榜樣。”
這并非唯一的獎勵。在周小川辦公室的書柜里，記者還發現了諸如“新興市場年度中央銀行獎”“歐洲貨幣年度中央銀行獎”等不少這樣的獎項。
“近些年得了不少獎，這是對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業的一種肯定。特別是這一次在抗擊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堅決果斷地率先出臺了抗擊金融危機的措施，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出了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配合這一攬子計劃，金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動作……這些都引起了國際上高度的關注。”周小川說。
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急劇變化，央行堅決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去年三季度起，適時調整貨幣政策的方向、重點和力度，先后五次下調基準利率，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足，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及時釋放支持經濟增長和穩定市場信心的信號，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放置到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來看，我國金融業應對危機的卓越表現，正是幾十年來金融業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經濟在幾十年里實現超過９％的年均增速，令全球矚目，這其中金融的作用功不可沒。
“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和血液，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和調控作用日益明顯。”周小川說。
反通脹是央行的一項重要工作。建國初期，中國人民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大力抽緊銀根，做好舉辦折實存款和配合財政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工作，不到半年時間就有效抑制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長達１２年之久的通貨膨脹。此后的幾十年間，我國又先后經歷了四次以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央行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成功抑制通脹，為支持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頂住國際金融危機作出了重要貢獻。
有海外媒體這樣評論：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新興市場國家，能在經濟增長和控制通脹間取得平衡，這其間宛如走鋼絲，中國央行的工作難度可想而知。
“這就需要不斷地調節貨幣政策松緊的程度，使之既適應于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應于解決就業的需要，同時又要保證幣值的穩定，低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就業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要統籌考慮。”周小川說。
針對外界對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同看法，周小川認為，貨幣政策有時間滯后性，我們要想辦法根據現有的知識去對未來做出一些預判。此外，每次制定貨幣政策時，還要考慮貨幣政策傳導的機制。
“貨幣政策在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在一個時期和在另一個時期，它傳導的有效性是不一樣的，中央銀行制定的是一些大的政策，但是它要通過商業銀行，通過金融機構，通過企業，反映到整體經濟中去，這種傳導是否順暢，是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周小川說。
“從計劃到市場，６０年間，我國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金融體系”
在訪談的有限時間里，“從計劃到市場”，成為周小川屢屢提及的一個詞匯。新中國的金融事業，與國民經濟一樣也經歷了從計劃到市場的過程。
周小川介紹，我國金融業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高度集中的單一國家銀行體制，發展成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多元化的銀行、證券、保險業共同發展的金融體制，并在優化資源配置、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眾多改革中，２００５年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無疑要被載入新中國金融業史冊。這次改革，被經濟學家解讀為“是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因為直接參與了這一改革，周小川也被尊稱為“人民幣先生”。
“四年前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從１９８１年的匯率改革，到１９８５年貿易外匯和非貿易外匯的并軌，到１９９４年成立了外匯市場，再到１９９６年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最后到２００５年這次匯率機制的改革，這個改革過程，反映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資源配置逐步優化思路一步步推進的過程，總體方向是清楚的。”周小川說。
基于資源配置逐步優化，銀行業改革也在世紀之交被提上日程。２００２年前后，國際上的一些經濟類刊物紛紛刊文，指出中國的商業銀行瀕臨“技術性破產”。
“當時有幾種說法，一種是說中國金融體系是個定時炸彈，也有人說中國金融體系技術上已經破產，這些說法在２００２年集中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們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２００２年國家召開了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要加快銀行、保險、證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改革步伐。”周小川說。
事實表明，通過一系列改革，中國金融業面貌大幅改善。目前我國金融業資產總量達到８６．５萬億元，比２０年前增長了５３倍。２００８年我國金融業實現稅后利潤５８３３．６５億元，同比增長３０．６％。工行、建行和中行三大銀行躋身全球大銀行市值排名前列，上市公司總市值躍居國際資本市場前列。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末，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法人５６００余家，各類證券公司１０７家，各類基金管理公司６０家，期貨公司１６２家；壽險公司５６家，財險公司４７家。
在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推動下，我國金融資源配置不斷得以優化，企業合理有效的信貸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滿足，極大地釋放了企業活力和社會生產力。與此同時，中國百姓的金融生活也得以不斷滿足，從銀行卡到股票，從貸款消費到保險產品，中國人正在享受著更優質的理財產品、更方便的金融服務。
“從游離在國際金融秩序之外，到國際金融地位的顯著提升”
這是一張周小川近期出席國際會議的日程表：２０天前在英國倫敦出席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１５天前在瑞士巴塞爾出席國際清算銀行行長會議，８天前在法國巴黎參加金融穩定理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目前正隨中國代表團參加在美國匹茲堡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金融峰會……
中國央行行長頻頻出席國際會議的背后，顯示出中國國際金融地位的顯著提升和金融話語權的不斷提高。
２００９年３月，在Ｇ２０倫敦峰會召開前的一周內，周小川連續發表三篇署名文章，針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金融危機的應對以及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等話題，表明了中國的立場，引起世界的關注。
“話語權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經濟成就，經濟跟金融是互動的，經濟大了，所以中國的金融也受到重視，這是中國自身努力的結果；此外，由于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我們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代表發展中國家的，這也增強了我們的發言權。”周小川解釋說。
６０年來，中國金融業憑借其不斷努力日益得到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人士認為缺少現代金融管理經驗的中國，將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體系和貨幣制度，中國金融事業在國際上被忽視，中國也長期游離在國際金融秩序之外。不過，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在１９８０年，我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實現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增資，份額排名從第十一位上升至第六位。此外，我們成功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收入委員會、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改革高層委員會和國際清算銀行董事會，打破了一直從發達國家中央銀行推選董事的局面。中國所代表的立場和政策主張越來越為世界關注。
這種關注，不僅僅是對中國經濟地位和金融體系的關注，同時也是對中國金融業所走道路的關注。當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時，中國金融業并未遭遇明顯的震動，這一方面跟我國與國際金融市場沒有完全接軌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金融業始終采取穩健的、循序漸進的改革開放模式，這種模式立足中國金融業國情并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堅持金融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循序漸進，抓住時機實現創新。
夠細心的話，可以在周小川辦公室里發現這一模式的痕跡。到過周小川辦公室的人，在發現書柜中涉獵廣泛的各類書籍的同時，還會發現作者署名為“周小川”的音樂劇文集、懸掛于墻上的西方抽象派繪畫作品……這樣的細節，人們可以將之理解為是一位金融改革者對中西文明兼容并蓄的一種態度，也可以將之視為是今天中國金融業“引進、吸收、創新”發展路徑的細微注腳。
在這樣的發展路徑下，中國金融市場、中國金融機構正出現并站立在了世界舞臺的顯要位置。“不過，中國大型金融機構改革道路還是很漫長的，我們不要太在意現在自己在世界的排名。金融行業要特別強調與時俱進、強調風險意識，什么時候都不能自滿。”周小川強調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