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中華民族必將迎來21世紀新的騰飛
□不管從事什么行業，只要他做得好，就應該獲得好的聲望，能夠體面地生活
□希望我們的教育體系能夠做到：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只要他有愿望，都可以找到受教育的入口
30年前，改革開放吹響了古老中國奮進的號角，同時也開啟了我國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由此駛入制度化發展的軌道。
30年間翻天覆地。10月31日，民進中央辦公樓，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在她整潔、雅致的辦公室里，從改革開放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角度娓娓道來，談改革開放，談民進發展，談個人經歷……
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抉擇
記者：請談談您對改革開放的理解。
嚴雋琪：作為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我由衷地感到，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伴相生、相融相進，它使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福祉，使中華民族大步向前邁進，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因此，盡管改革開放的道路充滿艱辛和曲折，但改革開放的趨勢和決心不可逆轉。因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我堅信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中華民族必將迎來21世紀新的騰飛。
記者：改革開放也是許多人命運的轉折。
嚴雋琪：對。拿我個人來說，沒有改革開放，我哪能回學校當研究生？哪能公派出國留學？回國時，又正趕上國家863計劃開始實施，我成為第一批專家。改革開放給了我寶貴的人生機遇，讓我的事業一下子就展開了。
在丹麥學成回國時，不少同學和親友表示不理解，認為我留在國外會有更好的機會。后來他們卻羨慕起我了，因為在國外是給別人打工，而在國內是為自己的祖國帶領著一個團隊干，完全是兩種感覺。他們沒想到我在國內能有這樣大的平臺。
作為一名黨外人士，我在8年前走上了從政之路，這是由于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推進的結果。我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現在又走上民進主席的崗位，直接為多黨合作事業而工作。
20多年來，我出國無數次。可是今年9月，我是第一次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出訪，與對方討論國家關系與對國家時局的看法。今昔對比，我有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使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地位大大提高，受訪國都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欽佩不已，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充滿了期待。在國內發生的事情，其影響往往都不再局限于國內，都與國際形勢息息相關。
不管從個人層次還是國家層次看，這30年都是巨大的變化。我常想，現在我國欣欣向榮的局面是我們這個民族期盼已久的。久到什么程度？至少是160年了。我們怎能不倍加珍惜！
30年，民進做出了貢獻，也得到了發展
記者：作為參政黨，民進在哪些問題上發揮了作用？
嚴雋琪：改革開放給了民進極大的舞臺，民進見證和參與了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和發展，特別是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民進也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歷練、發展和提高，現在民進全國有29個省級組織，會員達11萬余人。
民進先后為《教師法》、《職業技術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的制定和實施提出建議，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奔走呼吁；進入新世紀前后，民進不斷開辟參政議政工作的新領域，就可持續發展中的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西部大開發和“三農”問題等重大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我們還采取多種形式開展了以科技示范、發展教育、引進資金和項目、培訓人才等為主要內容的六項“西進”活動，為科教興國、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比如建立“教師節”，就有來自民進的推動力。1981年在全國政協五屆四次會議上，民進的徐伯昕、葉圣陶、雷潔瓊、方明等17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建議確定全國教師節日期及活動內容》的提案。提案的主要發起人及撰稿人方明，為教師節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適，征求過謝冰心、葉圣陶等民進老前輩的意見。冰心先生建議定在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葉圣陶先生建議定在每年秋季學生入學的日子，讓學生在新學年的開始就記住教師的辛勤和光榮。1983年3月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方明和民進18位政協委員聯名再次提出“為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造成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建議恢復教師節案”。1985年1月，國務院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建立教師節的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這一議案，終于確定每年的9月10日為教師節。
再比如，1998年，民進對自然資源問題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調研后，向中共中央報送《關于將節約、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確定為我國基本國策的建議》，并在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作了大會發言。這對于將自然資源保護列為我國的基本國策起到了促進作用，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就在當年中共中央召開的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被確定為基本國策。
建立開放的教育體系
記者：作為成員以教育界為主的參政黨的領導人，您對當前教育改革有哪些建議？
嚴雋琪：教育面對的是人，不是工業品。我們要把統一的標準和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結合起來。統一標準是保證公平，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保證基本的教育質量；但每個人的天賦不同，興趣愛好不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也不同，教育必須滿足多樣化的需求。
教育的改革與發展貴在制度的創新。各種各樣的“達標”工程必須和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結合起來，才能取得可持續的效果。
教育改革是一個大社會的系統工程，比如，對人才的社會評價就是對教育的指揮棒，這就和人事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政策有關。三百六十行，能不能“行行出狀元”？社會應該達到這樣一個狀態：不管從事什么行業，只要他做得好，就應該獲得好的聲望，能夠體面地生活。
我希望職業教育能夠在實施素質教育中發揮一個關鍵的作用。希望我們的教育體系能夠做到：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只要他有愿望，都可以找到受教育的入口。這就要求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立交橋一定要暢通，需要更完善的配套政策與制度，需要社會各方對教育的戰略意義有更深的認識。
“三個認同”預示未來
記者：對于民進的角色與作用您有什么新期待？
嚴雋琪：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價值和功能。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民進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摯友和諍友，都是為國家、社會和人民服務的。
希望民進在促進“三個認同”中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一是“道路認同”，就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民進老一輩領導人當年作出的正確的歷史選擇，無論時代怎樣變化，這條“正道”不能偏離。民進始終以政治交接為主線，繼承發揚老一輩領導人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團結合作中形成的堅定信仰、優秀品質和高尚風范，自覺堅定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夯實多黨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礎，鞏固和諧的政黨關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二是“目標認同”。爭取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是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追求的崇高目標和前赴后繼的無窮動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執政黨和參政黨共同的奮斗目標。我們必須堅持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放到國際形勢變化的大背景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格局中去考慮，認清肩負的歷史任務，把發展作為參政議政的第一要務，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在新時期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
三是“文化認同”。文化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天然聯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優秀中華文化在新時期新階段的體現。民進要加強黨派自身的文化建設，推動全會形成價值理念的共識，以優秀中華文化的巨大魅力增強會員的愛國情感，努力建設現代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夯實文化的基礎。（記者 劉維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