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李金河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及發展，有著特定的國情基礎和社會歷史條件，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和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理性選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特定的經濟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國社會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各階級的先進分子紛紛向西方學習，致力于改良或革命。歷史實踐表明，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不推翻腐朽的封建專制，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復興就難以實現。1911年，民族資產階級先進分子發動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國社會的性質并沒有根本改變。在艱難的探索中，中國人民認識到，要完成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先進理論為指導開創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中確立了自己的核心領導地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力量在長期實踐中經過比較，鄭重地選擇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在解放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雛形。隨著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建立，這一政黨體制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由此可知，是歷史與國情決定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的特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則是基于這一特質的必然產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在爭取民主、反對獨裁斗爭中作出的正確選擇。辛亥革命后，中國一度模仿西方實行議會政治、多黨制。但是，由于大小軍閥的倒行逆施，由于缺乏適宜政黨民主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環境，更由于近代中國面臨的獨特歷史任務和特殊國情基礎，在反動力量絞殺和收買的夾擊中，中國的議會政治、多黨制嘗試徹底破產。大革命失敗后，一些人試圖開辟救國救民的“第三條道路”。在民族內憂外患不斷加重的歷史背景下，為數眾多的新政黨相繼產生，它們都是按照西方民主政黨模式組織起來的，主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利益。而與此同時，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也逐步確立起來。在這一體制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被宣布為非法且遭到鎮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前后，中國政治一度形成了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三方并存的局面。但是，蔣介石集團頑固推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一方面使民主黨派的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另一方面也將自己徹底孤立起來，受到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最終走向徹底的失敗。舊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表明：不顧國情，照搬西方政黨制度模式是行不通的；一黨獨裁，違背歷史要求和人民意志，也必然會走向覆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是在上述兩種政黨制度模式徹底失敗之后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是中國人民在比較鑒別的基礎上作出的合乎歷史理性的正確選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各政黨共同奮斗的歷史凝結起來的偉大成果。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有著強烈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自身的軟弱性、動搖性等特點，他們不可能形成強大、獨立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承擔起領導革命的重任。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設獨立、富強、民主新中國的奮斗目標，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衷心擁護。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則進一步促使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徹底丟掉了“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定了只有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才能實現人民民主的政治信念。中國共產黨也深刻地認識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極為艱巨，任何革命階級及政黨都不可能單獨完成，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革命的統一戰線。由此，中國共產黨確立了爭取、團結民主黨派的方針，與他們親密合作、共同奮斗。各民主黨派雖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有所不同，但在反帝愛國、爭取民主上是一致的。八年抗日戰爭，各民主黨派為團結抗日奔走呼號；三年人民解放戰爭，民主黨派積極配合人民解放事業；新中國成立前夕，民主黨派紛紛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參加新政協，參與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參加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權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是長期以來中國各政黨共同奮斗的歷史凝結起來的偉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