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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應對金融危機，緩解日益迫近的經濟衰退、內需疲軟和就業艱難的壓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出臺了無數政策措施，媒體、網絡也作了各種各樣的解讀、分析和評論。此時，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各級人大和代表社會各階層參政議政的政協，更應該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值得期待的是，兩會代表委員正以百倍信心參政議政，很多議案和提案有針對性和建設性，但是我們也希望堅定信心除了表決心，還要拿出更多的真知灼見，此前各地兩會上傳出的一些豪邁誓言和五花八門的“雷人”提案、議案，說明少數代表委員，還沒有認真考量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以及他們所應該“代表”的那部分老百姓(或社會群體)的要求。

　　信心確實是眼下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東西。但我覺得，人民選舉這些代表勞師動眾地去縣城、省城，乃至千里迢迢趕赴北京開會，肯定不是讓他們代表自己去向政府表決心的，甚至主要也不是派他們去給政府提建議、出主意的。人民托付給這些代表和委員的任務，是去訴求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去監督政府的行為。而要負責任地行使好這項權力，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對當前的各種棘手問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辯論。

　　比如，為了緩解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近來各地都推出了一些“對癥下藥”的舉措，有些地方說要在大學里搞“學士后”培訓站，還有一些大學提出要將MBA招生面向本科生……我不是教育專家，很難評判這些“點子”的好壞。我想指出的是，如果這些做法不是出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而僅僅是為了避免學生一畢業就失業的話，其最終結果很可能無助于解決就業問題。

　　我并不是說失業矛盾不突出、就業問題不重要，而是說教育本身有它自己的規律，病急亂投醫大多逃不了舊病未除、有添新疾的結局。教育的長期目標確實應當服務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但這決不意味著教育就應該為某一個具體的GDP和失業率數字服務。不然的話，我們為什么不設計一個與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緊密掛鉤的彈性學制呢？那不比什么“學士后”、“MBA直接招本科生”更加科學合理？如此簡單的道理，那些教育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顯然要比我這個門外漢有見識得多，遺憾的是，幾乎聽不到來自他們的反對、哪怕僅僅是商榷的聲音。現實困難面前，時常是“藥方”滿天飛，對“病癥”的診斷卻遠遠不夠，而對各種“藥方”的“療效”和“副作用”的事先評估更是一片空白。診斷和評估就意味著必不可少的辯論。討論越充分，對問題的認識也就越深入，也只有經過了反復把脈問切的過程，才有可能真正開出一張可靠周全的好“方子”。

　　與治病相比，解決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在于，那些開藥方的“郎中”本身并不能置身事外，因而他們開出的方子難免會明顯(直接)或隱蔽(間接)地傾向于他們自身的利益。這種時候，就更加需要一個程序合理的辯論機制。近年來，有不少媒體頻繁地質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立場，比如有人認為潘石屹作為一個人大代表，罔故社會民意，僅代表了一小部分房地產商的特殊利益。其實，潘代表本身就是房地產商的代言人，要他為那些渴望房價下降的小老百姓代言，那才是“南轅北轍”。關鍵的問題不在于人大代表到底代表誰，而在于社會每一個階層和群體，都應當有權利推舉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所有代表不同利益的代表和委員們，能夠在一個公開透明的平臺上為各自的利益群體展開平等博弈。

　　今年的兩會確實應該是一次在金融危機陰霾之下鼓舞全國人民士氣的會議，但我們更應當期望它是一個針對當前嚴峻形勢暢所欲言且充滿知識含量的辯論場，而不僅僅是一個表決心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