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中國第一次以官方名義參加了美國費城世博會，隨團參展的商人李圭根據經歷寫下了《環游地球新錄》，成為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名篇。此后，一些有識之士不僅希望參與世博會，而且期望中國舉辦世博會。中國早期改良主義代表人物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第一次提出上海舉辦世博會的主張。1910年，一位叫陸士諤的青年創作了幻想小說《新中國》，虛構了100年后在上海浦東舉辦萬國博覽會的情景，甚至還預言了過江隧道和地鐵等新生事物，這對當時飽受欺凌的中國人來說，無異于癡人說夢，而今天的上海，正在逐漸接近夢想的實現。

　　即將于2010年5月1日開幕、歷時184天的上海世博會，是中國向世界全方位展示自己的過程。縱覽世博會159年歷史，不難發現，世博會留下的精神遺產，遠遠大于物質遺產。對于主辦國來說，舉辦世博會的真正目的，在于啟迪整整一代人的思維方式。盡管世博會的交流是雙向的，但是讓本國人打開眼界，觸摸世界，尋找和世界的差距，進一步提升自己，顯然處于更為重要的位置。

　　在北京奧運會已經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物質成果充分展示給世界的情況下，上海世博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炫富”的層面上。對今天的中國而言，金融危機雖然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中國仍被廣泛看作是“強大但不確定”的力量。對中國的疑懼，說到底是基于這樣一種邏輯：如果你自稱是負責任的大國，那你對國際社會賴以存在和運行的普遍規則、制度和主流價值持什么態度？除了利益目標與物質追求，中國的價值目標與精神追求是什么？世博會作為又一個“舉全國之力”舉辦的盛大活動，尋找中國和世界在價值觀層面的差距并給出自己的全新回答，無疑是題中之義。

　　從WTO到世博

　　在西方社會看來，1949年以后的中國先后經歷了國際體系的“挑戰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維持者”等角色的轉變。1950年代，中國被視為對西方的一個主要挑戰，1960年代甚至一度被視為國際體系中最具激進色彩的革命國家。隨著中國在1970年代初嘗試打破孤立狀態，并在1970年代末啟動意義深遠的改革，這種形象開始發生變化。

　　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在于，他使中國與外部主流世界的關系具有了一種全新的性質與態勢，從原先的緊張和對峙局面，轉向一種新的求同存異、合作對話，中國越來越成為現有國際體系中的一個建設者、負責任大國與“利益相關方”。

　　而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則意味著中國國內體制與世界規則的全面對接，標志著中國進入全面開放的新時代，也表明中國完全成為一個世界體系內的大國，成為現行體系中的一個正式成員。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國際實力的不斷增大，國際社會日益關注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交替出現。面對壓力和疑惑，我們第一次不得不對中國將以何種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發展后將如何與國際社會相處等問題做出回答。2004年，中國提出走“和平發展”道路；2005年，中國又首次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這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概念，“和平發展”強調中國發展的道路，“和諧世界”強調中國發展的目標，二者的著眼點都是如何處理自身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則標志著世界欣然選擇了開放的中國，這是日益開放繁榮的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篇章，也是對中國經濟實力和國家組織能力的一次集中檢閱。中國人一直希望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奧運會確實如預期的那樣，取得讓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的效果。

　　金融危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日前，英國《金融時報》在《美國在摸索如何適應中國語調》的社論中指出，美國總統以無可爭辯的權威姿態訪華、在從人權到匯率高估等問題上給中國“上課”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形勢已逼得奧巴馬被迫扮演一貧如洗的債務人角色——他正拜訪苛刻的銀行經理，要求再貸一筆款子。

　　隨著中國在金融危機中重要性的凸現，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達到了頂點，很多批評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官方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批評相對淡化。出于需要中國幫助渡過危機的考慮，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利用西方對中國的需要，就可以換取某種政治利益，因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

　　對中國來說，要和國際社會溝通，就需要確立自身的外交話語，要表明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的產生并非中國一廂情愿。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必須在結合中國本身經驗的基礎上，在和外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產生。

　　塑造中國的價值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似乎更多只是一種經濟利益關系，其維系主要靠中國日益發展的經濟和不斷擴大的市場。在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交往中，中國并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把一些政治價值作為前提條件。在中國看來，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問題，甚至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暴力行為，都和經濟社會的落后有很大的關聯。

　　但近來中國在外交政策上面臨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除了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指責外，一些發展中國家也認為中國到處找礦買油的行為難以接受。把這些批評完全歸咎于對中國的無知、誤解和冷戰思維，或者對中國經濟成就的酸葡萄心理，無疑是不客觀的。

　　“價值觀”一詞進入外交詞匯的時間不出百年。昔日的國際關系涉及的往往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關系，“價值觀”一般不在考慮之列。老的西方殖民者在掠奪東方國家的財富時不大會考慮民主﹑平等和人權等價值觀問題，這也是中國反感西方“價值觀”外交的重要原因：你過去不講這個，現在憑什么用這個要求我？

　　但問題是，時代已經變了，西方過去不講價值觀，并不意味著現在就不能講，從赤裸裸的利益訴求到涉及是否善惡的價值判斷，這在政治倫理上是一個重大進步。作為一個大國，如果不能更多依靠國家的制度創新與價值觀上的吸引力自然地吸引外部國家的靠攏，而是完全依靠經濟手段或提供援助的方式，這樣的對外關系必將成為沉重的負擔。有了不移不易的核心價值觀，與世界相處就有了原則和標準，自身形象清晰可辨。倘若不是這樣，當一個國家和民族失去了永恒的價值追求，在處理與他國、他民族事務時沒有基本的原則，僅僅以一時的利益需求和好惡作為取舍標準，將很難得到世界的尊重。

　　中國過去幾十年所發生的變化之大，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相提并論。急劇的變革導致傳統與現代價值的激烈沖突，國家或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視線已然模糊。如果說在建國之初，中國對自身的定位很明確，我們是屬于第三世界的共產黨國家，支持什么、反對什么的行為準則也很明確，那么我們今天似乎已沒有這種清晰的自我判斷，故而時常處于某種猶疑、彷徨甚至自相矛盾的狀態，很難表現出前后一致的對外形象，而更多是實用主義的權宜之計。

　　顯然，重建國家核心價值觀和外交價值觀以適應全球化潮流和中國自身的變革，已經刻不容緩。國家核心價值觀，不僅要反映在政治文化與制度層面，還必須體現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國核心價值觀的成功建構及其社會凝聚與秩序整飭功能的有效發揮，必須基于廣泛的社會共識，有賴于政治領袖、社會精英與全體國民長期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單靠國家權力或少數人的意志強行灌注，畢其功于一役。茲事體大，其過程必定是異常復雜、艱難甚至痛苦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核心價值觀的建設首先必須依托自身的文化傳統。倘若完全拋棄傳統，只是對西方現有價值觀的重述的話，中國仍然很難在價值競爭中突圍。只要我們還處在全面學習別人的階段，我們就不是真正的強大。中國的國家價值觀，是應該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充分吸納合理的現代普世價值，既能夠反映自身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又能夠適應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類共同的需要。

　　上海世博會作為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注冊類世博會，是中國發展和進步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我們有理由感到驕傲，但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國在各個層面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并奮起直追。在這個過程中，塑造讓世界認同和向往的價值觀，是一個尤為痛苦和艱難的歷程。